杨东平：不能因为害怕腐败而拒绝高考改革

　　围绕深化高考改革，公众最为关心的是保障教育公平，中央领导关注的也是这一问题。近年来，高校腐败案件频发，尤其是发生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招生腐败案件，极大地挫伤了公众对高招改革的信心。从现实出发，高考制度改革不急于扩大高校招生录取的自主权是有道理的。

　　众所周知，高校出现招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建设滞后，没有建立一个能够取信于民、透明、公开、社会参与监督的招生录取制度。尽管教育主管部门对于严格考试纪律三令五申，对“阳光招生”提出很多要求；但是，仅有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和内部监督是远远不够的。

　　多年来，几乎没有一起高考舞弊和招生腐败案件是教育系统自己发现揭露的，都是舆论监督的结果。高校就像一个被越俎代庖、娇宠惯了的长不大的儿童，出了问题也往往被“大家长”博大的“父爱”所“包容”化解。于是，深化招生录取制度改革就陷入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怪圈：在政府独大、高校缺乏自主权的情况下，不放权高校永远不会形成自主、自律的能力；而如果实行招考分离，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权力就有可能被缺乏责任感和自律精神的“儿童”滥用，就会有风险。对腐败的担心，成为高校放权改革的实际困扰，使实质性的改革难以迈步。

　　深化改革就意味着攻坚克难、啃“硬骨头”，我们不能因为担心腐败而拒绝改革。要突破改革和公平的困境，需要建立新的方法论，这就是“以改革促进改革”的新思维：通过改革高校招生录取制度，促进高校落实自主权的改革。这就是说，制度建设在先，只有建立了具有公信力的招生录取制度之后，才对高校放权。另一个概念是试点先行。高校数量众多，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因此，必须从很小的范围开始试点，例如，根据自愿的原则，确定首批5~10所高校试点建立新的招生录取制度。这样，在培育新制度生长点的同时，将改革的风险降至最低。

　　这一新的高校招生录取制度的要点，是校内同样要“去行政化”，学校成立以教授为主的招生委员会作为招生录取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制定《招生章程》，建立程序公正、信息公开、社会参与监督、能够问责、具有公信力的招生录取制度。校招生办转变职能，变为一个支持和服务机构。招生和录取工作具体由教师组成的院系招生工作组负责。招生录取过程应当有社会人士和家长代表参加。

　　日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开展的网络调查，反映了公众对高校招生自主保障措施的一些诉求。公众关注最多的首先是“实行信息公开，增加公开力度(如公开考生各项评价指标的得分、城乡背景等)”，占82.6%；“加重违规惩罚”占60.9%；“引入家长、社会人士等监督招生录取过程”占55.2%，“引入专业机构监督评价招生公平”占46.0%，“组成以教师为主的委员会负责招生”占21.6%。这一具体制度的建设，高校可在实践中探索完善，可以各具特色，相互竞争。

　　香港地区的高校由于制度健全，没有腐败之忧，已经在内地实行自主招生录取；大陆的一些新大学如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等也获得授权，实行结合高考成绩、高中成绩、面试成绩，所谓“三位一体”的综合评价和自主招生。当然，招生录取制度改革需要获得更高层面的法制的支持。在这次调查中，超过九成的网友期待从快制定《教育考试法》，保障教育公平、考试公正，保障高校依法自主招生，改变惩治考试舞弊和招生腐败无法可依的落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