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高考时事政治：美国政治中的权力制衡

　　摘要：当保守派或改革派意识到民意所向时，持不同政见机构的“及时转向”使得宪法变革实现了平稳过渡。美国政治制度的包容性和多元化也在此得到了展现。由“五月花号”承载而来的优良“民情”，在一次次的制度改革中得到了滋养和强化，这也是美国自由民主制度能够成为典范的原因之一。

　　当资本主义在18世纪逐渐露出其丑陋的面目时，埋藏在欧洲人心中寻找新大陆[14.711.17%]的情结迸发，促使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北美——一片未被工业革命染指的田园净土。美国独特的地理优势、北美印第安人为后来的开拓者留下的“处女地”、从英帝国借鉴而来的法治、“乡村议事”的民情，这些所呈现出来的同欧洲大陆既相似又有别的特征使美国成为了自由民主的象征。在托克维尔看来，相较于地理、法治，民情是塑造自由民主社会最为重要的层面。布鲁斯·阿克曼的《我们人民》的第二部《我们人民：宪法的变革》一书，通过对建国、重建、新政三个时期的宪法改革的分析，论证了“我们人民乃是美利坚合众国命运的最终主宰者”。在三次重大的变革时代，是什么让美国避免了法国大革命的腥风血雨、俄国的摧毁旧有一切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激情高涨的“大众”又是如何从“非常规”的状态中平复，这本书在某种层面上揭示了答案。

　　作者在书中提到两个概念“常规立法体制”和“高级立法体制”。顾名思义，前者指的是在常规政治下，人们按照既定的法律、规则办事，后者则指向的是需要人们就某一政治议题在思考和争论之后作出选择，推动事态的进展。那么这里的问题是：人们在政治运动中如何保持清醒，而不是被狂热的政治激情冲昏了头脑，成为某一党派或者某个“卡里斯玛”的附庸？这就要从美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制衡”说起。

　　在建国时期，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就联邦和各州之间的权力分配上产生了分歧，一方坚持中央权力的集中，另一方坚持州政府的权力保障。联邦党人汉密尔顿等人在试图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时，却不得不考虑到《邦联条例》第十三条的限制，“《邦联条例》应为各州严格遵守，联盟将永久存在；今后非经合众国国会同意，并经各州州议会随后批准，任何时候不得对条款进行任何修改。”违反或抛弃《邦联条例》意味着失去了合法性的根基，“非法企图”的合法化是横在联邦党人面前的深渊。“9个州的同意”对阵“13个州的一致同意”，前者如何逃脱后者的约束，作者用了“相反占有权”这一术语进行解释。“除非在相反占有人已成功且持续地占有该土地若干年的前提下，法律不允许他对抗真正的所有权人。”套用到费城制宪会议上来讲，只有争得人民的支持，即取得民意之后，其合法性的基础才得以巩固。

　　内战后重建时期的宪法改革，在林肯总统遇刺之后，由安德鲁·约翰逊接任总统一职，使事态变得扑朔迷离。保守的约翰逊总统一再动用否决权，并诉诸1787年宪法第五条赋予的权力，“国会遇两院2/3议员认为必要时得提出本宪法之修正案，或应各州2/3之州议会的请求而召集制宪会议提出修正案。在任一情况下，经各州3/4之州议会，或各州3/4之州制宪会议批准，该修正案即作为本宪法之实际部分而发生效力。”反对宪法第14修正案的通过。当激进的共和党人和约翰逊总统都坚持自己受到民众的支持时，1866年中期选举则打破了二者力量的平衡，共和党人在岌岌可危中暂时松了口气。人民的立场意味着公民的国家身份跃居于各州的公民权之上，建国时期的联邦权力和州权之争逐步被国会、总统、法院之间的分权代替了。

　　罗斯福新政时期，从自由放任主义向国家干预的福利国家的过渡，充斥着总统、国会、旧式法院的意见之争，此时最好的评断标准就是“人民的选择”。在这一时期，盖洛普民意测验机构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在政治斗争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也在争取民众支持的战役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媒介、舆论机构的推波助澜，扩大和延伸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广度和深度，民众的参与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无疑已经反映了民众对新政以及对在二战时期的美国政府的信任。

　　或许有人会认为，为何要走这么多“弯路”才曲折地到达目的地？把画布洗净再重新涂抹的高效很可能会加快自由民主的进程。这种“一步到位”的想法固然诱人，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没有争论，只有一致的“同意”，那么人民的意志又是如何得到表现？这种“同意”的基础不是建立在诱惑，就是建立在强权之上。从以上对三个时期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建国时期的联邦权力和州权的抗争，重建时期共和党连同国会向总统权力发起挑战，以及新政时期旧式法院同总统权力的争执，这些都反映了美国政治中“权力制衡”的特点。在各方观点的碰撞中，为人民谨慎判断赢得了时间。改革派为避免保守派“挑刺”，故而很看重宪法评议的程序和民意所在。所以，当保守派或改革派意识到民意所向时，持不同政见机构的“及时转向”使得宪法变革实现了平稳过渡。美国政治制度的包容性和多元化也在此得到了展现。由“五月花号”承载而来的优良“民情”，在一次次的制度改革中得到了滋养和强化，这也是美国自由民主制度能够成为典范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