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高考时事政治：聚焦“国进民退”

　　摘要：与国有企业的发展扩张相比，民营企业的步伐似乎有些凌乱。2006年开始的沿海民营企业大规模内迁，从上游行业的兼并重组到非垄断领域的退避让利，民营经济的发展陷入了某种迷茫。

　　是蚕食圈地？还是中国特色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完成脱困任务、实现利润超过万亿元、并不断内外扩张的中国国有企业需要回答的问题。

　　由于“华盛顿共识”的滥觞，拉美、东欧、前苏联地区纷纷实行经济自由化和大规模私有化，国有企业在全球似乎成为市场经济的弃儿。质疑声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却完成了一个完美的转身。

　　与国有企业的发展扩张相比，民营企业的步伐似乎有些凌乱。2006年开始的沿海民营企业大规模内迁，从上游行业的兼并重组到非垄断领域的退避让利，民营经济的发展陷入了某种迷茫。

　　一进一退，挑战着近30年来人们似乎熟知的西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争论、议论、抬杠、叫骂，“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听得多了，看得多了，人们确乎有些“进退失据”。

　　从“国退”到“国进”

　　一进一退，退有退的原因，进有进的道理。时移世易，关键看时机到来时能否抓住机遇

　　臃肿的雨云在北京城上空追逐，整个城市从城郊而至市区，渐次下起了暴雨。

　　刚从北戴河驱车数百里回到北京住处的刘云水半仰躺在沙发上，脸色有些倦怠，又有些百无聊赖。

　　“以前让我们进，现在让我们卖，开门是他们，关门也是他们。”做建材钢管生意的刘云水2003年与朋友合伙买下一座15万吨的煤矿，几年下来，办证、拿证、关停整顿，开工没多久，现在又不得不并入到当地的一家国有煤企。

　　抱怨、无奈，整个下午，刘云水的话并不多。面对眼下煤炭产业加快整合兼并的咄咄气势，他其实没有另外的选择。

　　从开门准入到关门退出，山西煤炭市场也正经历着一番时下舆论最流行热议的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到2008年整合前，山西煤炭产业结构中，民营煤企的产能占全省产能的六成。而根据规划，整合后到2010年，国有大型煤炭集团控股经营的煤炭产量将达到全省总产量的75%以上。

　　在这样一番“时移世易”的变化之后，那份焦躁、抱怨、无奈并非刘云水一人独有。从煤炭、石油、航空到房地产，类似的情绪正在民营企业间蔓延。

　　“国”“民”往事

　　2004年，当时还不为内地民众熟知的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郎咸平发表了一篇文章，披露民营企业格林科尔的顾雏军在收购科龙、TCL等国企上市公司股权的过程中，掠夺了大量国有资产。郎咸平为其掠夺技巧配以中国古典意味的成语，如“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等。

　　郎咸平称，我国“目前已经不存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争利的问题，问题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现在不存在竞争问题，现在是比谁快。谁快，谁侵吞的国有资产就多。”他表示：“哪个公司不是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呢，打着‘国退民进’的招牌侵吞国有资产。”

　　郎咸平的言论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热议，社会上甚至出现了停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观点。无论如何，在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后，在外人看来，国有企业已日渐式微，民营经济的强势地位在“国退民进”的热潮中爬上了一个高峰。

　　某种意义上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一个民营经济不断发展扩展、国有经济不断退让收缩的历史。但是在过去30年，民营经济并非没有出现过收缩，或如当下定义所谓“民退”。

　　1989~1991年间，中国出现了向民营经济清算总账，即清理拖欠税费的情况。根据张厚义、明立志主编的《中国私营经济发展报告》，1989年，个体工商户户数和从业人员呈负增长，分别为-14.2%和-15.8%，注册资本金比1988年下降了21个百分点，仅为11.2%，产值同比下降了60.3个百分点，仅为8.3%。到1990年和1991年，个体工商户数和从业人员的增长率仍然很低，分别为6%和7%。注册资本金的增长到1991年才恢复到22.9%，比1988年还低了10个百分点，产值增长也仅恢复到14%和21%。到1991年，私营企业户数增长9.9%，从业人员增长8.2%，注册资本金增长29.5%，产值增长20.5%，大部分指标仅仅恢复到1988年的水平。

　　不过考虑到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这一时期民营经济发展的减速更多缘于非经济因素，如当时出现了“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之类的“左”的言论。

　　事实上，到2004年时，国有企业开始实施主辅分离、人员分流下岗，同时从一些领域退出，其发展布局还远未到位，发展势头远不及这几年之迅猛。

　　2003年时，江苏省出台的国企改革规划中明确提出，地方国有大型企业要从1875户缩减到230户以内；大型商贸企业从846户调整到40户以内；中小企业的国有资本2003年要退出60%，2004年基本退出。无锡市要求企业国有资产比重降低到20%以下；山东省则推出20家公司赴港上市；西安市要在两年内出售500亿元国有资产；北京市、武汉市都要对国企动大手术。

　　在各项监管制度未完善到位情况下的国有资产出售、转让，为郎咸平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下的“国退民进”埋下了伏笔。

　　“民进”退潮

　　2007年年中，辽宁盘锦兴隆石化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顺杰成为媒体追逐的人物。这一年，他联合了包括河北、福建、新疆、山东等地的80余家民营石油批发企业，与外资石油企业谈判打包出售。

　　谈到这次民营油企的集体打包出售，张顺杰表示，作为中国人，自己并不想把企业出售给外国人，但是企业要活，员工要生存，如果民营油企生存的窘迫境况没有得到改善，打包不可避免：“我们民营油企不是后娘生的，希望政府能够重视。”

　　在张顺杰的记忆中，民营油企发展也有过一段美好的时间。1992年国家开放成油品市场，吸引民营资金进入流通领域，张顺杰也顺势投资成品油开发。1992~1998年，张顺杰的公司每年成品油批发量能达到40万~50万吨，而且拿的都是出厂价。尽管只是一家地方性的民营企业，员工的月工资在上世纪90年代也能达到5000多元。

　　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意见的通知》(38号文件)，张顺杰们陷入了油荒。

　　张顺杰回忆，1998年，国家经贸委牵头，中石油、中石化曾与民营企业签订过供油协议，承诺对符合经营批发标准的民营企业提供成品油。第二年的38号文件也表示，对经过清理整顿合格的民营成品油批发企业，可由中石油和中石化依法采取划拨、联营、参股、收购等方式进行重组，参股标准是国有51%、民营49%。

　　“至少中石化这么多年来对于其供油协议没有履行过，38号文件的参股、收购也没有了下文。”张顺杰说。

　　十年过去了，张顺杰公司很多员工的月工资从十年前的5000元降到了现在的几百元。他承认，这几年员工都是凭着对公司的感情和对未来的期望留下来的。张顺杰介绍，参加整体打包出售的民营石油批发企业，资产投入都在1.5亿元以上。面对油荒，这一切都处于闲置状态。

　　到了2007年下半年，民营油企打包出售的事情慢慢冷却，没了下文。张顺杰以及其他一些民营油企的老板从欢迎媒体采访逐渐转变为拒绝。张顺杰解释，说了也没有用，一切还是照旧，反而让自己成了出头鸟。

　　以2007年能源行业的降温为信号，中国的民营企业开始集体过上了紧日子。

　　“融资难”是长期困扰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一道紧箍咒。尽管国家出台了各种政策，但无论是各大银行的承诺、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民营银行的建立，都无法摆脱虎头蛇尾的结局。至于外资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的试点，业内人士称，这多是一种换取国家政策的作秀，实际意义不大。

　　与此同时，沿海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转型的滞后导致2007年底到2008年，沿海民营制造企业大规模内迁，以空间换取利润。

　　进入到2008年和2009年，民营经济在一些行业领域出现了新一轮的退潮。如沪杭高速、嘉金高速、沪青平高速、甬金高速等民营企业所拥有的股权,正在被地方政府逐步收回，东星航空的破产退出，钢铁行业盈利民营企业被巨亏国企兼并，房地产领域频现央企地王身影，山西煤炭整合中民营中小煤矿几乎全盘被接收等等，“国进民退”的指责大量见诸网络和报端。

　　对于民营企业的频频退出，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的保育钧对《国企》明确表示：“这是改革的回潮，违背了改革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