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特赦国民党战犯之谜

　　摘要：据金源回忆，国民党战犯们释放后全部安排了工作，其中多数人被分配在各级政府部门或政协，还有一些人被分配在工业、农业部门，发挥技术特长。1960年被释放的前国民党少将副师长白玉昆，自愿到河北省一个农村种植果树，他栽培出许多新品种，每年获得丰收。他的果树栽培技术被推广到河北全省。1964年被释放的42名战犯中，有28人受到各种奖励，8人被选为先进工作者……

　　这些最后的战犯，可以自由选择去——可以回原籍，政府也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国家疗养，甚至也可以去香港。政府还表示，被特赦的人员愿意去台湾的，也可以去，给足路费，提供方便。

　　1975年3月19日，清晨6时30分，和往常一样，抚顺战犯管理所，百十名大多两鬓斑白的战犯，在管教干部的带领下，来到礼堂，集中收听中央的重要广播。

　　发酵了一整晚的兴奋，在大礼堂上空积聚。18日晚，战犯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大道消息”---这是一次关于“特赦战犯”的广播。

　　播音员一字一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整个大礼堂立即爆发出轰鸣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手舞足蹈，有的仰面无语，有的泪流满面。”当年的管教干部刘家常回忆说。

　　没有人想到会是“全部释放”。前一天晚上，战犯们已就“这次会特赦谁”的问题讨论了一整夜，几乎每个人都在暗地祈求残生能获得自由。在这座监狱里，他们已经呆了十几二十年，即便是最年轻的战犯，也已年过半百。

　　抚顺战犯管理所接收的国民党战犯，来自东北三省、南京、武汉、北京、四川等地，最初共计350人，大部分为少将以上。

　　9年后重启的特赦

　　1975年3月20日午后2时，抚顺战犯管理所俱乐部摆下12张大圆桌，护士长和几位工人师傅身着洁白的围裙，穿梭往来，端菜添汤。

　　所长金源和管教员们热情招呼这些被他们管教了20年的国民党将军、官员，开始称呼他们为“先生”。

　　“不少人喝得酩酊大醉，醉得抬出去。岁数都很大了，但是真干杯啊，亲人话别一样，毕竟待在一起这么多年。”刘家常回忆说。

　　新中国的战犯特赦，从1959年首次特赦开始，基本一年一次，前后6次，共特赦国内战犯296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最后一批日本战犯，也在1964年3月被释放回国。

　　然而，在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后，军队接管抚顺战犯管理所，实行军管，特赦中断。

　　“军管时期对战犯比较严厉。”刘家常当时被下放到偏远乡镇，不能再参与管教战犯。到1970年初，管理所的权力被剥夺得干干净净，战犯们被批斗也成了家常便饭。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杨不平事件。”刘家常说。

　　杨不平曾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有一次他看到报纸上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时，颇不以为然地说，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是根据宪法规定、经过全国人大投票选举出来的，如果他有错误，不能再当国家主席了，那也应当按照宪法规定，经全国人大讨论，投票通过罢免。现在扣上个赫鲁晓夫帽子，就推翻下台，这种做法违宪。

　　可想而知，杨不平自然成为战犯中“反革命”的典型，遭受打骂侮辱，“非笔墨可形容”。目睹这种状况，当时的战犯都认为特赦不再可能，一片绝望。

　　直到一份《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死亡情况的报告》出现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事情才开始起了变化。

　　报告列举了1966年到1971年历年战犯死亡的具体情况，以及危重病犯的情况。报告显示，1966年战犯死亡1人，1967年5人，1968年8人，1969年9人，1970年10人，1971年两个月死亡3人。

　　从此时起，重启“特赦”似乎就已经开始了准备工作。“每个战犯的基本情况开始要向上报告，包括历史罪恶、改造表现、处理意见等等。”刘家常说。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理者们，也没有预料到中央会全部特赦在押战犯。实际上，按照他们的方案，要留下8名战犯，其中包括周养浩---杀害杨虎城将军和宋绮云两家六口的主凶。

　　“我们的方案往公安部报，打了好几个来回，但都被否了，最后的结果居然是全部特赦。”刘家常说。

　　愿意去台湾的，也可以去

　　战犯们的离开可以称得上“风光”---政府为他们发放了生活用品，从卫生纸到粮票，一应俱全。当卡车载着他们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时候，当地群众夹道欢送，“人很多，都想看一看战犯的模样”。

　　但管理所内却乱成一片，“像是败退”。根据规定，特赦人员的衣物和笔记要上交，一律不得带走。

　　“基本上在监狱中的所有资料都要留下，包括改造日记、工作日记等等，甚至连管教战犯的学习材料也要上交。”刘家常说，当时的口号是“一页纸都不准留”，这些材料烧了好几天才清理完毕。

　　1975年3月21日，来自沈阳的12次特快列车，停靠在了北京站。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回到了阔别7年的北京，与他同车抵达的是新中国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293名战犯。

　　作为这次特赦战犯的第一名，黄维代表293名战犯，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感谢信，并在招待宴席上宣读了出来。一向“抗拒改造”、“连走路都挺着肚子”的黄维有此举动，令熟悉他的老朋友们惊诧不已。

　　事实上，黄维在被管教期间对研制“永动机”发生了兴趣。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人金源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这个执拗的兴趣，黄维曾被认为“怠慢学习”，而他觉得即便是幻想也可以肯定，并从中找到改造思想的突破口。“我让管理所电机厂的4名技术人员和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助黄维研制‘永动机’。”

　　这些最后的战犯，可以自由选择去处---可以回原籍，政府也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国家疗养，甚至也可以去香港。政府还表示，被特赦的人员愿意去台湾的，也可以去，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

　　最终陈士章、蔡省三、张铁石等十人提出了赴台申请。除了蔡省三之外，其他人在台湾都有亲属，而最年轻的战犯蔡省三是蒋经国的“太子党”，临行前，他特地去王府井买了一幅刺绣，准备送给老上级蒋经国。

　　然而，来自台湾方面的声音却让他们大吃一惊。台湾方面以这些人是统战工具、是间谍为由，拒绝他们入台。

　　这让十名特赦返台的国民党前将领进退两难，只能焦灼地等待。但过港签证五次延期后，台湾方面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而就在这时，十人中的张铁石突然失踪，20多天后，传来了他已自杀身亡的消息。

　　“张铁石的妻儿肯定希望他过去团圆，但那么近就是进不了家门，是很悲惨的事。他应该是彻底绝望了。”刘家常说。

　　但张铁石的死并未让台湾方面的态度有所松动。申请赴台的特赦战犯们，四人去了美国，三人返回大陆，其余两人留在了香港。

　　“没有中国共产党‘给出路’，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抚顺战犯管理所今天早已成为博物馆，这座被称为“远东最神秘监狱”的地方正在大修。虽然地处偏僻，但管理所门口不时会有人要求参观。

　　如今已经66岁的刘家常，在给这个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看大门”，他跟他的“学员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往来书信保存下来有数百封。

　　对于这批战犯，刘家常始终有浓厚的好感。在他看来，这些被释放的战犯，对共产党的改造都是认可的。原本在他们看来罪恶滔天、还没有改造好的周养浩，特赦之后的表现反而最好。

　　“只有一个人反对我们，就是国民党军统少将段克文。”刘家常说，段克文去了美国后，写了《战犯自述》一书，歪曲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事实，让他们很气愤。但是，针对这本书，其他战犯也主动批驳，黄维就专门写了一篇《黄维自述》来澄清事实。

　　据金源回忆，国民党战犯们释放后全部安排了工作，其中多数人被分配在各级政府部门或政协，还有一些人被分配在工业、农业部门，发挥技术特长。1960年被释放的前国民党少将副师长白玉昆，自愿到河北省一个农村种植果树，他栽培出许多新品种，每年获得丰收。他的果树栽培技术被推广到河北全省。

　　1964年被释放的42名战犯中，有28人受到各种奖励，8人被选为先进工作者。

　　目前定居香港的蔡省三，在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来大陆期间也是一路陪同，还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而蔡省三的夫人在弥留之际对他们全家的遗言，有如下一句:“要记住，没有中国共产党‘给出路’的政策，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进城以后，谙熟帝王之术的毛泽东就把防范部下造反当做头等大事，先把和军队没有什么渊源的刘少奇安排为第二把手，然后准备整肃功高盖主的大将。军队中战功最显赫的彭德怀，刘伯承，林彪三人就成了毛泽东的心病。三人中林彪最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在家里托病不出，还抄下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的的诗做自己的座右铭“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假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林彪坚辞不去朝鲜打仗也是这个道理，打输了，一世英名，扫地以尽；打赢了，功高不可赏，必遭主忌，也是死路一条。彭德怀不明白这个道理，在朝鲜和美国打了个平手，风风光光地回国，还把监军的大太子毛岸英送上前线给炸死了。无论从理论上，从感情上，毛都非要干掉彭德怀不可。

　　毛泽东历来是敌人一个一个地打，先批判没有什么野心的刘伯承给自己立威。然后在庐山会议上，稳住刘少奇，周恩来，把为民请命，直言犯忌的国防部长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毛破口大骂彭德怀：“你操了我四十天的娘……我就没有后了，一个儿子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林彪一看，再装傻，下一个被整的肯定就是自己，于是才以极左的样子出现，肉麻地吹捧毛泽东，以求逃过这一劫。毛泽东也心知肚明，乐得先利用林彪一下，派他当

　　国防部长，又派罗瑞卿当总参谋长去监视他。毛泽东的想法是，林彪既然出来干事了，就总能挑的出错，有错就有借口整他。就是后来利用林彪去整刘少奇时，也不忘提醒江青“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要提防林彪。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大跃进搞的饿孚遍地，民不聊生。毛泽东不放在眼里的文人刘少奇串联了党内有良知之士把毛泽东赶下了二线。毛泽东那里咽得下这口气。可是偏偏刘少奇在经济上真有一套，三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经济全面好转，也赢得了中央到地方大部分干部的拥护。当时刘主席和毛主席并称，还流传顺口溜“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毛泽东的话没人听了，就开始骂人：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中宣部是“阎王店”，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教育部是“资产阶级统治我们的学校”。

　　政治也象下围棋一样，毛泽东眼看刘少奇把一块块的边角全占了，自己实地不足，只能靠取外势制胜。刘少奇当年是靠吹捧毛泽东思想起家的，这是他和毛泽东斗争的天然劣势，他无法反对自己鼓吹起来的毛泽东思想。后来林彪和毛泽东的斗争也是处于同一劣势。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法也是相当有趣，刘少奇是搞秘密工作出身，对大轰大嗡的东西不相信，认为只要自己在中央委员会占多数，就会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出身，深知只要下面闹起来，当官的都是顺风倒的墙头草，只会保自己。毛泽东利用林彪稳住了军队，自己就开始“修正”毛泽东思想，把它做为反对刘少奇的工具。

　　1962年，毛泽东先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时党内没有什么人反对，***的天下就是抢夺来的，当然要防止人家再抢回去。1963年，毛泽东在全国号召学习雷锋，刘少奇稀里糊涂地上了套子，还题词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全国性洗脑活动展开，林彪一马当先，给毛泽东造神，在军队中展开学习毛著的活动。之后又开展了“四清”，毛泽东叫唤来叫唤去没有多少人理，刘少奇一声号令，150多万干部下到基层“四清”，充分显示了刘少奇的实力。

　　毛泽东虽然吹牛说“动一个小手指”就可以打倒刘少奇，但实际上也知道风险极大，私下说了，如果搞不过刘少奇就把一切都推在江青头上，和她离婚。

　　当时，刘少奇不仅在中央委员会占多数，各大区，除了华东局的柯庆施之外也都是刘少奇的人。毛泽东的策略是先拿下刘少奇的大将彭真，如果刘少奇不能死保彭真，那么刘少奇的其他大将兔死狐悲，人人自危，必然会怀疑刘少奇的实力，不肯为其出死力，而投靠毛泽东。1965年春，毛泽东乘刘少奇出访印尼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倒了彭真。刘少奇回国时木已成舟，刘的为人又委屈求全，不愿和毛正面抗争，以为毛只不过是发一阵脾气就算了。而且觉得拥护自己的人在中央委员会占大多数，毛泽东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但刘的手下已是人心惶惶。

　　毛泽东得势不让人，联合林彪准备彻底搞垮刘少奇。刘少奇的人到处都是，靠谁来打倒？被洗脑的年青学生当然最好利用。中国官民矛盾历来尖锐得很，几千年来，“杀贪官”，“劫富济贫”就是最得人心的口号。毛泽东给文化革命提出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当权派”就是当官的，从大中小学，到工厂农村，到省委部委，凡是老百姓都对当官的有这样那样的不满，要打倒当官的，当然大大得老百姓的人心。

　　可怜刘少奇还蒙在鼓里，以为毛泽东只不过是不甘寂寞，叫上一阵就算了。江青在北大煽动学生造党委的反，一夜之间，大字报贴遍了北京城。毛泽东则躲在上海，叫刘少奇去应付局面。刘少奇还以为又是和反右差不多，没想到这次“引蛇出洞”是毛在引诱他和学生们正面冲突。刘少奇还用***的一贯手法，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大中学校，抓右派，把挑头闹事的，和“出身不好”的学生大批大批地打成了反革命。

　　学生们被打成反革命当然不服，也恨死了工作组和刘少奇。

　　毛泽东这时才风风火火的赶回北京，大骂刘少奇，说工作组是错误的，给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年青学生成了刘少奇的死对头。“红卫兵”成了毛打倒刘的主要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