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乡一位黄埔军校生的非常人生

　　军校旁铁拳揍戴笠

　　1911年，彭汝容出生于萍乡市芦溪镇江霞村。15岁时，还在萍乡中学读初中的他与26岁的大哥彭汝良同时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

　　说到戴笠，96岁的彭汝容立即来了精神。彭汝容告诉记者，戴笠的年龄比他大10多岁，也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戴笠由于此前在上海混过，比普通学生多了一些经历，因此很会巴结教官，经常欺负弱小同学。所以，尽管是同窗，但彭汝容与戴笠关系平常。

　　当时，军校附近有一条小巷叫鸡鹅巷，巷道宽不到两米，里面居住着一些底层居民，巷道深处还有一些小旅馆。一个休息日的傍晚，彭汝容从鸡鹅巷一个小旅馆门口经过，住在旅馆刚刚洗完脚的戴笠将一盆洗脚水从旅馆泼出来，脏水溅在彭汝容身上。血气方刚的他要求戴笠道歉，谁知戴笠非但不道歉，反而恶语相辱，忍无可忍的他一把抓住戴笠的衣领，狠狠地揍了一顿。

　　彭汝容对记者说，戴笠后来成了蒋介石的走狗和军统特务，几十年来，一想到自己曾经狠狠地揍过这个人，他心里便有一种快意和解恨。

　　合理化建议获师长赞赏

　　1929年，彭汝容军校毕业被分配到河南开封国民党警备部队。不久，他听说国民党要在南京成立教导总队，找到警备部队的师长，要求前往南京深造。

　　彭汝容向记者介绍，当时，国民党军队都是练习日本操（就是按日本的操练模式训练部队），而国民党在南京成立的教导总队却是德国操。彭汝容就对师长说：“国军所有的战术和训练项目对日本人来说可谓是了如指掌，这样不利于国军的发展。而南京成立教导总队后，德国教官亲自任教，学员学习的是德国操，学到的是德国战术，平时按德国的模式训练士兵，可以使部队更加强大！”师长听后立即表示赞赏，答应其到南京深造，学习德国操。

　　临走时，师长亲自为彭汝容送行，送给他40块银元，嘱托他学好本领，早日为国家分忧。1930年初，经过考试，彭汝容正式成为南京国民党军队教导总队的一名新学员。经过一年的学习，彭汝容从军官队毕业，1931年到国民党第五军特务团任连长。

　　上海之战痛击日军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了对上海的侵略。国民党第5军两个师负责阻止日军登陆上海，时年21岁的他带领连队日夜坚守阵地，英勇奋战，不准日寇踏上海滩一步。

　　彭汝容利用长江三角洲的特殊地理位置，顽强抗击，组织战斗力强的部队夹击突入江湾、庙行结合部抗敌。日军向其阵地发动进攻，彭汝容指挥全连10挺轻重机枪一齐向日军开火，打得日军鬼哭狼嚎、落荒而逃，经过6个昼夜争夺战，日军遭受重创。战斗间隙，彭汝容就带领战士们修筑壕沟，把隐蔽部修得更加坚固，一旦发现日军军舰往海滩逼近，便给予狠狠的打击。

　　然而，情况不妙的是，上海日军的兵力迅速得到增援，总兵力迅速增至9万，军舰、飞机倍增。当时上海守军兵力不足5万，装备又差，经过一个月苦战，伤亡严重，一些地区防守薄弱。3月1日，日军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淞沪守军腹背受敌，被迫退守嘉定、太仓一线。3月2日，日军攻占上海，3日战事结束。战事失败，彭汝容痛哭不已。

　　拒戴笠邀请起义反蒋

　　1932年3月，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先组织力行社。后在南京秘密成立“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戴笠被任为特务处处长。随后，身居高位的戴笠从南京给彭汝容捎信过来，请他去帮忙，彭汝容没有答应。因实战中英勇善战，国民党一位军官也对彭汝容非常赏识，决定调他到某陆军大学学习深造。此时，恰好彭汝容的二哥彭汝云得知他对上海的国民政府有情绪，便问他愿不愿意去湖北省武汉警察局。

　　1933年春，彭汝容来到武汉警察局，在同乡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的关照下，任军队训练班主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震惊全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进军湖北，武汉面临失守。后来，警卫总队改编为监护总队，属部队建制，直属重庆国民党中央管辖。彭汝容从1938年至1947年在监护总队任大队长，负责国民党重庆部队的后勤工作。抗日胜利后，监护总队撤裁，彭汝容竟然几个月拿不到军饷。同时，国内发生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而国民党反动派竟然置民众生死不顾，悍然发动内战。彭汝容真切感觉到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气数已尽。

　　就在他决定弃暗投明的时候，有国民党“宪兵之父”称号的谷正伦找到他，交给他一支手枪，并向他颁发了委任状，答应给他一个少将团长的位子。因为去意坚定，彭汝容表面答应，晚间化妆易容后秘密来到昆明，1949年与昆明部队起义反蒋，随后成了一名光荣的新中国解放军战士。

　　十年浩劫苦尽甘来

　　1952年，彭汝容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毕业。当时陈赓是军政大学的校长，宋任穷是政委。毕业后，彭汝容被分配到云南大理的第四兵团教导总队。半年后，全国部队整编裁员。经过部队调查，认定彭汝容在国民党部队没有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不久，彭汝容带着妻儿转业回到他的出生地萍乡市芦溪县芦溪镇江下村务农。

　　由于曾当过国民党军官，彭汝容回乡后的日子过得很不舒畅，“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如潮水般一个接一个涌来，每次他都是第一个被架出去整。在“文革”中，造反派听说他曾上过黄埔军校，还与戴笠是同学，就抄了他的家，要他交代罪行，供出同伙。面对折磨彭汝容一声不吭应对，最终被送往鄱阳劳改。彭汝容的妻子不堪打击，于1968年过世。

　　彭汝容说，“四人帮”倒台后，他一直没有工作，没有退休金，子女也是饱一顿饿一餐。直到上世纪80年代，昆明军区政治部向萍乡市统战部发出公函，询问他的情况。

　　喜从天降，时年70岁的彭汝容当即决定亲自到昆明军区一趟。赶到昆明军区政治部落实政策办公室，查到自己的有关材料，军区有关领导听取了他的现状介绍后，向江西省统战部门发函，证明彭汝容的清白，要求落实政策。

　　政府给彭汝容平反后，让他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参事，不久，彭汝容又当选为江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直到今日，彭汝容提到这一段历史仍感叹不已。

　　与世无争安享晚年

　　如今，彭汝容的10个子女中，除了第六个女儿彭燕华在1966年死亡外，两个儿子在芦溪乡下过着普通人的田园生活，另外7个女儿有两个在昆明，一个江苏，另外4个均在萍乡，生活虽然清苦，但也幸福。

　　彭汝容说，自己一生经历曲折多难，所以现在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大喜大悲。彭汝容现在每月有4000元左右的退休金，在一个中等城市，能够过上不错的日子，但老人家吃穿都不讲究，他总觉得，因为自己的“历史问题”，欠了儿女很多，所以很想省下一点钱留给儿女。他说，心态好，与世无争是自己健康长寿的法宝。96岁的彭汝容特爱看书和看电视。每天吃完早餐后就坐在房间里看书读报，有时看看黄埔军校的资料，翻一些同学录。到了晚上，老人就更精神了，经常看电视看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