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百家]沈从文的意义

　　沈从文的意义

　　王翠艳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文学文本都是作家个人生命体验与其所属的群体文化经验的结合体。优秀作家的超拔之处，就在于他以独具个人意义的生命体验沟通了自己所属群体的共通的文化经验，并且将这种体验与经验用恰当的文体和语言表达了出来。沈从文便是二十世纪中国孕育出的这样一位优秀作家。在二十世纪初叶中国所面临的旧与新、中式与西化、传统与现代、边缘与中心、民间与精英、乡村与都市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文化冲突中，沈从文以其湘西体验熔铸成的文本，做出了独具个人意味的解答。当大多数新文学作家以新的、西化的、现代的、中心的、精英的、都市的文化眼光去批判旧的、中式的、传统的、边缘的、民间的、乡村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沈从文做出了几近反方向的文化选择。非都市而崇乡村、抑现代而扬传统，这种对于边缘的、民间的文化立场的坚守使得沈从文成为解读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复杂心态的独特文本。

　　自郁达夫1924年11月16日发表于《晨报副刊》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起，至本书发稿时的2003年12月止，海内外对于沈从文其人其文的纷纭评说，刚好经历了八十载光阴。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坛寂寂无名的“乡下人”，到三十年代北方文坛最为活跃的领军人物和鲁迅所赞扬的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从40年代末期作为“反动作家”、“落后作家”被尘封于历史到八十年代作为“出土文物”名声日隆，再至九十年代被海内外学者、作家奉为二十世纪中国仅次于鲁迅的文学大师——沈从文的文学地位几经沉浮，其间的戏剧性恐怕惟有张爱玲可比。沈从文及其作品的接受史，本身即是一部生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艺思潮变迁史。从三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之交强调文学阶级属性的社会历史批评，到九十年代初期张扬文学审美品格的“纯文学”思潮再到近些年凸显文学文化品性的文化研究热，都可以在对沈从文作品的批评中找到若干典型个案。作为一个包蕴宏富的文化个体，沈从文就像一座挖之不竭的富矿，不同时期采取不同切入角度的文学研究者均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寻到丰富的阐释空间。就收入《钩沉》、《论争》、《论列》辑中的各篇文章而言，从横向看，它们是作者基于各自立场对沈从文作品文学成就的批评和总结；从纵向看，它们又鲜明地勾勒出不同时期文艺批评视角的转移轨迹，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风云变幻，由此可窥一斑。恃才傲物、敏感多思、率性而为的文人天性，使得“文人相轻”与“文人相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不绝于缕的两股流脉，在文革特殊的文学生态环境中，二者均得到了登峰造极的展现。这一时期固然也有不同知识群落、不同流派、不同观点之间的正常的学术争鸣，但更多的则是基于门户之见的互相攻讦，文艺论争与政治斗争的纠结使人与人的关系空前恶化，知识分子之间同气相求、知音相和的精神流脉几近断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巴金、沈从文等人几十年不渝的坚贞友情显得弥足珍贵，而沈从文与丁玲、沈从文与萧乾从莫逆到陌路的恩怨沧桑更令人扼腕叹息。收入《忆念》、《恩怨》辑中的篇目，均从作者各自的视角揭示出沈从文丰富人格的不同侧面，恩怨是相对而暂时的，而人们对逝者赤子情怀的追记和忆念，却是长久而永恒的。

　　正如沈从文在1934年1月18日致张兆和的信中所写得那样：“……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办法拒绝。”作为一个写出了传世之作的优秀作家，沈从文“没有办法拒绝”人们的纷纭众说，读者也没有力量抗拒沈从文的巨大存在。对于精英读者而言，沈从文的价值，离不开他独特的文化价值取向；对于大众读者而言，沈从文的魅力，关联着他小学文凭而大学教授的传奇人生经历。而这两者，如果离开了他作为一个杰出作家的超拔成就，终究都是空中楼阁；我们对沈从文生平的忆念评说，如果离开了对其作品的理解，结果也只能是买椟还珠。所以，编选这样一个集子，尽管其落脚点更多的是“人”而不是“文”，但其最终目的还在于孟子所言的“知人论世”——为专业或非专业的读者更好的读解沈从文的作品提供一个可行的参照。

　　编者尽力所作的，仅是借书中不同时期各位作者的哲思与体悟、慧心与妙笔，尽可能多侧面地揭示沈从文这样一个丰富独特的存在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