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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重穆

来源:网络来源 2009-08-31 10:56:57

  陈重穆(1926年4月~1998年2月)男,汉族,重庆巴南人,九三学社社员,中共党员。1949年毕业于重庆大学数理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50年到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任教。1978年晋升为教授,1986年任基础数学博士导师。曾任数学系系主任,西南师范大学校长,四川省政协第六届委员,中国数学会理事,四川省数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市数学会理事长,四川大学兼职教授。培养博士生4名,硕士生16名著有《有限群论基础》。

  陈重穆-个人简介

  重庆市

  陈重穆(ChenChongmu)(1926——1998)1926年4月出生在重庆市渝中区一个商人家庭里,著名代数学家、教育家。曾任重庆市数学会名誉理事长,四川省数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数学会理事、四川省政协委员、西南师范大学校长,基础数学博士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主要从事群论研究及数学教育工作。父亲穆国勋,穆家原兄弟姐妹10人,其中陈重穆由穆家过继到陈家。陈因小儿麻痹后遗症,儿童时期就右脚微跛,从而养成了喜静、爱读书、爱思考的习惯。1939年,陈就读于巴县初级中学,在此期间对平面几何产生了兴趣,并自学了初中的几何、三角等课程,这对他一生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自信心的树立,以及走上数学道路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陈重穆原随柯召教授有志于数论的研究,后又转而学了于数论相通的有限群论。1989年,陈重穆主持、主研的项目“群的构造理论”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990年,他参加主研的“有限单群的刻画与临界群”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陈重穆主持的“中学数学教材教法改革实验”获1989年国家教委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他个人获“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1995年首届孺子牛全球奖”荣誉奖。由于陈重穆的卓越贡献和影响,他被收录入《二十世纪中国名人词典》,《中国当代教育名人传略》,《当代中国科技名人成就大典》以及《InternationalWho’sWhoofIntelectuals,EighthEdition》,《TheInternationalDirectoryofDistinguishedLeadership,SecondEdition》。陈重穆教授于1998年2月16日在重庆病逝,享年72岁。

  陈重穆-创新思维

  淡化形式,注重实质

  中国学习前苏联,数学教学相当重视数学的概念和理论。逻辑性、严密性、系统性成了教学的首要原则,即科学性原则。这对基础教育中数学教学的影响是深刻的,总的来看也是积极的。但有时过分强调,做得过分,也产生了一些消极成分。中小学数学不能在“科学性”上那样完善,于是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学生“可能”接受的地方尽量拔高,特别对名词、术语等在形式上和细微处理上孜孜以求,出现了形式和繁琐的倾向,冲淡了实质,脱离了学生认知实际,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教师为了不犯“科学性”错误(这可是最令人难堪的错误),迫使教师谨小慎微,口述、笔写力求精确、熟练,备课在这方面花了大量精力和时间。有些教师有兴趣于研究线段是否包含端点,虚轴是否包含原点,a(b+c)是否是多项式等无关大体的问题。对如何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反而考虑较少,时间精力没有用在刀口上。教学中形式多于实质,机械知识的训练多于能力的培养。

  作为科学性原则的补充(或反思),张孝达先生提出了“淡化概念”(1991年5月在西南师范大学的报告),这似是“惊世骇俗”的提法。“淡化概念”不是不重视概念,而是如何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整个知识,真正理解概念。教学中不能为概念而概念,要使概念教学恰如其分地发挥“通过知识,培养能力”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淡化”是为了真正的“强化”。“淡化概念”是为突出教学中存在的弊端,以引起人们注意的“矫枉过正”的提法。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数学教学大纲(试用)》降低了对数概念的要求,这在教学思想上是一个突破。认为《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数学教学大纲(试用)》(以下简称《大纲》)重要精神之一,便是“淡化形式,注重实质”。

  一、淡化纯文字叙述

  “淡化”不是不要,而是不要把文字叙述看得过分“神圣”,把它作为最高的表达形式,概念、结论都力求要有纯文字叙述。文字叙述方便、有益就用,否则就不用。纯文字叙述较难,为了严密、完整、不产生歧义,常较为繁琐,给出的信号很多,而信息却较少,给人的直接感受就不那样清楚。例如,代数式的定义为:“用运算符号把数或表示数的字母连结而成的式子。”要说完整,就漏了指示运算顺序的“括号”;要说严密,就应排除定义为空集的算式,如1÷(a-a)。其实,等式、算式这些为了称呼方便,学生心中不明白的东西不必去正式下定义,当作未定义名词加以解释即可,不必花过多的时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义务教育《初中代数》(试用)课本对代数式就采取了不正式定义的“看图识字”方式。又如,完全平方公式看起来、读起来都不是太复杂。而它的纯文字叙述为:“两数和的平方,等于他们的平方和,加上它们积的2倍”,感受就不那样清楚。纯文字叙述常与式子脱离,不能帮助记忆,重点放在文字叙述上,反而增加师生负担。再说,“两数”就限制狭了,而应是“两式”。再从概念上斤斤计较:有人认为“加与和”、“乘与积”、“乘方与幂”意义不同,前者是运算,后者是结果。2+3与5,前者是“加”,后者才是“和”。“a+b”更正确的叙述应是“两个数相加”或“两个式相加”。这样看来带上字母的读法:“a加b和的平方,等于a的平方,加2、a、b,加b平方”更合适,且能帮助公式记忆。上面的说法有点“吹毛求疵”,主要想说明,概念、定理重点在其实质,不在形式;纯文字叙述不是那样容易做到无可挑剔的,它不是教学的重点,要淡化。要知道中国古代辉煌的数学成就大多没有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这与使用过多的文字叙述不能说没有关系。数学课主要教会学生使用数学符号,并能用符号进行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淡化文字叙述是现代化的一种表现。对名词、术语重点要放在学生对其实质的领悟上,不必在文字叙述上孜孜以求。企图用文字叙述来使学生掌握概

  念是不符合少年儿童认知规律的。当然能用文字叙述(不是背下来的)说明理解更深,但作为要求对初中学生来说就高了,只能适当地作,要“淡化”。可以在学生弄清事实的基础上,在教师指导下,让学生自己来叙述,以帮助学生去抓事物的本质特征,不作为必须的要求。

  二、淡化形式,注重实质(允许非形式化)

  对此,《初中数学大纲》最重要之点是删去了关于方程的同解概念与同解原理。“同解”是把方程形式化的主要特征。“同解”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高等师范院校的《初等数学》课也难以完备。方程(x-1)=0与方程x-1=O,不能算同解。“同解”不是简单的解集相同,还须考虑“重数”,在初中代数也回避不了这个问题。不但代数方程的解有重数,超越方程的解也有重数,甚至方程组的解也有重数。“重数”如何定义?又何种变形才不变重数?要建立一般的(就在代数式范围内)能概括一切重要情形的“同解方程(组)”及“同解原理”这是不能回避这个在理论上(如根的个数与根与系数的关系)和实际中(如求极值)都是必不可少的概念,而这是一件复杂而繁琐的事情。按照“同解”的框架来编教材,不能只在一元一次方程处谈同解,在二元一次方程组就不谈。在分式方程处,何以只谈“增根”,而不谈失掉根的可能。尽管可不事事深入,不求完备,但不能避而不谈,否则使人感到教者太“自由”了,完全把学生当成无知的被动接受者。这对通过知识培养学生能力是不利的,教材本身也不和谐。用等式性质(一般教材没有突出等式性质:“甚至没有着重提出过)及“推出检验”方式适用于解任何方程。实际上,解方程组、分式方程与无理方程时,大家心目中使用的仍是等式性质。初中数学注重的应是灵活的“通法”,而不是形式化的“同解理论”。

  三、“淡化概念”的含义

  为了避免产生误解,要着重指出,“淡化”不是说概念不重要,更不是说在教学中可以忽视,而是要讲求实效,即要“淡化形式,注重实质”。

  陈重穆-教学研究

  主要研究:(1)群论,特别是临界群把在局部分析中常用的极小反例法加以抽象化,细分为内一Σ群与外一Σ群,指出它们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是研究群性质的方法。出版专著1部,发表论文30余篇,研究成果被国内著名数学刊物多篇文章引用,美国《数学评论》多次摘评,(2)数学教育,编写4套初中数学实验教材,主持“提高教堂效益(GX)研究”等多项国家教委基础教育研究项目,发表论文10余篇,引起数学教育界注目,《中国教育报》(1994年2月15日)载文誉他的观点“使中国教育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景”。(3)教材建设和课程建设,主编《高等代数》(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有限群基础》、《线性规划教材》等本科和研究生教材。《内、外Σ群与极小非Σ群》(获1988年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校出版社学术专著优秀奖),《淡化形式,注重实质》(获1998年教育部人文社三等奖),主持的项目“有限群的构造”(获1989年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主研的项目“有限群单群和临界群”(获1990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主持的“中学数学教材教法改革实验”(获1989年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奖)。1987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1年获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获香港柏宁顿教育基金会孺子牛金球奖,1996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三等奖。

  陈重穆-个人荣誉

  获1988年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校出版社学术专著优秀奖

  获1998年教育部人文社三等奖

  陈重穆

  获1990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

  获1989年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获1989年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奖

  1987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1995年获香港柏宁顿教育基金会孺子牛金球奖

  1996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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