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从十七大到“两会”——评十七大以来的一些理论动向和温总理对中外记者的讲话

　　由于大环境的影响，也由于多年来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与学习，理论界队伍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仍然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许多人实际上已经相继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当然，对有些人来说也无所谓“放弃”，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相信过马克思主义。应该说，自十七大以来，直到“两会”，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很激烈的。

　　下面，是我个人对此作的一个述评。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阐述

　　党的十七大以后，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对中央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感到欢欣鼓舞。他们特别对于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所作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释——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色——表示衷心的拥护，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对于某些人所鼓噪的民主社会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大胜利。但是，由于主流媒体往往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视为保守，致使他们的文章往往很难进入主流媒体，而只能在网上发表，这就使主流媒体的宣传受到了很大的局限。

　　我们看到，自十七大以来，主流媒体虽然发表了很多解读十七大的文章，但是对于什么是胡锦涛同志所强调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却没有给予明确的、科学的阐述，以致人们对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至今仍然若明若暗，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比如《学习时报》第410期发表的苏荣、王伟光、李书磊写的《十七大报告突出强调的重要思想观点》一文就很典型。文章说，“正如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所阐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160年的实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才能成功，才能胜利;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只有赋予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才能成功，才能胜利;离开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前途，没有意义;离开指引我们取得伟大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去另外寻找别的什么主义，没有前途，没有意义。”但是，读者读了这一大段话，究竟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还是不得要领。

　　也是在《学习时报》上，今年1月31日发表了一篇贾建芳写的题为《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文章，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中那些带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可以作为其他规律的基础的、可以作为认识和实践社会主义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个深层次问题的理解，必须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逻辑结构。这样来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或原则，包括认识和实践社会主义的方法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社会主义价值。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必须坚持这些基本原则。”说了半天，也没有说到点子上。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对科学社会主义持怀疑和否定态度而主张搞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人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阵地，不是按照十七大报告的精神来宣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在这种宣传中偷偷地塞进了自己的私货。比如高尚全前段时间在广东讲解放思想，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它不是根据十七大胡锦涛同志的报告，而是大讲他在2001年在深圳一个会议上讲的“五条”：“第一、以民为本，这是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基础;第三、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第四、民主政治;第五、中华文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高尚全文)需要指出的是，他所说的这个“以民为本”指的是经济即所谓“民本经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见高尚全：《民本经济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而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私有、私营、私享的经济。在这里，公有制经济是没有任何地位的，这还能叫社会主义吗?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又怎么能实现共同富裕和真正的政治民主呢?

　　二、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重新抬头

　　去年胡锦涛同志6.25讲话和十七大以后，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都曾有所收敛，但是，今年以来这两股思潮又重新有所抬头，甚至表现得非常嚣张。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动向。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回潮，特别反映在张维迎的《理解和捍卫市场经济》一文(载2007年12月17日的《学习时报》)文章竭力宣扬市场经济的“奇迹”，竭力宣扬市场万能、市场永恒，宣称市场经济是“最平等的”;与此同时竭力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干预不仅无益，该文甚至不顾起码的常识，宣传市场经济对穷人比对富人更加有利。文章还大肆宣扬秘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索托的观点(此人的观点曾经受到反共专家布热津斯基和英美等国政要的肯定，是帝国主义用来向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急先锋)，主张把穷人的资产变为资本，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新自由主义的传教士。但是，这一套东西都是骗人的。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回潮，集中表现在两篇文章：一篇是秦晖写的《专政、民主与所谓“恩格斯转变”——19世纪后半期社会主义政治理念评述》一文，发表在《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另一篇是辛子陵写的《走出“共产党宣言”的误区》一文，该文先在今年1月登在“无柳村”博客上，3月份又改头换面在《炎黄春秋》第3期上发表。秦文涉及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乃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试金石，也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关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关系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是一个“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大问题。秦文通过歪曲历史的办法，把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和古罗马的个人独裁混为一谈，又把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与“布朗基思想”混为一谈。其实如何一个稍谙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新文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把水搅浑，以售其*。秦文还说什么马克思只是在《1848年-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里公开讲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很少讲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在未公开发表的私人信件中“私下讲的”，意思说，这些都不足为训。事实当然不是这样。马克思于1850年6月写的《致“新德意志报”编辑的声明》一文就是一篇公开论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文字。该文发表于1850年7月4日的《新德意志报》的158号，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8-379页。秦教授总不好说这篇文章不算马克思自己公开发表的文字吧!问题还在于，马克思在这篇公开发表的“声明”里，不仅提到了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而且还特别提到了他在这之前在《哲学的贫困》和他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对同一个问题的论述。至于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件里讲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魏德迈曾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错误认识，马克思特别和它讲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当时正在美国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给他讲此事，乃是对他进行指导。这时革命需要，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私下讲”的“私人信件”。秦文还大奖所谓“恩格斯的转变”。秦文提出诸如此类的歪理邪说，有一个目的，就是为去年已经批得很臭的民主社会主义打强心针，希图使其重新复活。但是，这样一些经不起一驳的东西，显然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辛文的矛头则直指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共产党宣言》，特别是《宣言》的核心——关于“消灭所有制”的论述。辛文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大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最积极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方面又提出政治主张：为解放穷苦工人，必须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这个“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性错误，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成分。”它还说，“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正是英国宪章派准备在伦敦发动起义的前夕，接近爆炸的阶级斗争形势，对工人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义愤，使他们在定稿时带上了道德感情色彩，错误地给资本主义判了死刑，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一定要用暴力。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成为一种打着解放工人阶级的旗帜摧毁先进生产力的暴力社会主义运动。”与此同时，辛文还歪曲历史，丑化苏联东欧，重弹吹嘘民主社会主义的老调，批评国际共产主义的所谓根本错误。他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无论遭到多大误解，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脱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走向更高生活水平的平等和正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不能消灭的，消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的最根本的教训。”辛文用如此恶毒的语言来咒骂和否定《共产党宣言》恐怕是建国以来近60年的历史上所仅见的，这表明作者对《共产党宣言》仇视程度之深，同时也表明，《共产党宣言》的生命力之强和威力之大，已经成了一切反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三、关于对苏联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否定、歪曲

　　去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90周年纪念日，全国没有组织纪念活动，但是有的媒体还是发表了纪念的文章。与此同时，也有些媒体发表了诋毁和否定十月革命的文章。如曾任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的何方写了一篇《如何评价十月革命》，文中说，“肯定十月革命的道理过去讲得够多了。我自己就是在学习和讲授《联共(布)党史》中长大的。所以只谈一下从俄罗斯等国了解到的一些负面评价，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 十月革命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多数的国家发生，而俄国则正好相反。所以十月革命不能说成是无产阶级革命。其次，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建立的应当是自由人联合体，十月革命建立起的却是压迫人民的专制体制。

　　“二， 十月革命是对二月革命的反动。二月革命是俄国各阶层人民自发的推翻沙皇专制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主导，人民也确实得到了民主自由。十月革命反而使人民失去民主自由以至财富(生产手段和部分生活手段)。

　　“三， 十月革命造成的许多恶果

　　“(一)妨碍和阻滞生产力发展。一战前俄在世界经济中处第五位，现在已降至第十位。以前苏联经济统计存在极大的虚假和水分。苏联最后一次公布国民经济统计是1976年，宣布它的经济总量已达到美国的67%。后经世界银行等四大权威机构调查，苏联解体前(这时已实行公开性，公布了一些档案)经济总量和加拿大相当，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后来美国承认，冷战期间中情局搞垮苏联的手法之一，就是故意高估苏联实力来麻痹它。苏联正好喜欢人吹捧，再加上自吹，在很长时间都给人以世界第二强国的印象。后来西洋景已彻底拆穿了，原来经济还很落后。苏联实行单打一，80%的工业企业都直接间接为国防服务。军工消耗国家资源80%，机械产品的70%。1971—1983年，苏联军费超过美国，从五六百亿到两三千亿美元。所以苏联军事技术虽然很先进，但国民经济技术和装备却十分落后，至今外贸出口还只能主要*能源和原材料。俄国官方也承认，苏联粮食生产直到解散前还没恢复到1913年水平。1992年进口粮食即达2500万吨。

　　“(二)政治上实行专制和残暴统治，残害人命前后达数百万。包括各种镇压、作为阶级消灭富农、民族和人群的迁徙以及其他迫害，还不算内战和由于政策失误在二战中造成的大量死亡。苏联消灭了一切民主自由，造出权贵阶层和严格的等级制和特权制。

　　“(三)扼杀科学文化，败坏道德风习。大搞个人迷信，实行愚民政策，言行不一，弄虚作假。直到俄当局公布大部档案，人们了解一些真相后才大吃一惊。

　　“(四)搞世界革命，实行对外扩张，危害世界和平。本来1925年洛迦诺公约的签订，连斯大林也说西方的目的在于维持现状。但后来由于共产国际在各国的活动，却增强了西方的警惕和反苏反共的意向。而德国社共两党的互斗也有利于希特勒的上台。二战后苏联又进行疯狂扩张，退出了和西方盟国的合作，还以柏林事件和朝鲜战争启动长期的冷战。当然，发动二战的是法西斯，美英对冷战也应负重大责任。这里只是说十月革命消极作用的一面就是了。

　　“(五)对中国的影响。我们过去的长期落后和经受无数灾难，主要也是实行一边倒和照搬斯大林模式的结果。连胡乔木都说，“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追根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可把中国给害苦了!”

　　何文的观点是不值一驳的。实际上，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早就被列宁批得体无完肤的“唯生产力论”。列宁说：“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例如马克思长通信者(我记得是在1856你的通信中)曾表示希望能够造成一种革命局面的德国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是对明快速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像猫儿围着热粥绕来绕去，不敢触及。”他还说，“既然敬礼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干涉别国人们呢?”(《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777页)

　　何方说十月革命是对二月革命的反动，更是极其荒谬的。我们知道，二月革命由于无产阶级未能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政权落入了资产阶级之手，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另一方面是工兵代表苏维埃。1917年4月列宁回国，适时提出了革命转变问题，并且提出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也完全符合当时的形势，又何来反动之说?当时临时政府还要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这难道是正确的吗?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的正确。十月革命后，列宁不免有忘记还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他曾说，“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到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这十来个星期里 ，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的八个月里所做的要多千百倍。”(《列宁选集》迪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4页)

　　至于何文所说的“十月革命的恶果”那不过是一些反动派的陈词滥调。事实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由一个欧洲第四位的国家发展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德日法西斯中发挥来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历史事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一个人要是背叛了自己的信仰，那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的。一个曾经担任过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的人，居然用如此恶毒的语言来咒骂苏联，其实也不奇怪。拿他的这些话，和资本主义世界那些有世界影响的人士对苏联的评价进行一下对比，其人格和境界的高下就立刻可以显示出来。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做这种对比了。相信读者完全会通过这样的对比得出自己的结论的。

　　和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的建设成就一样，一些人也歪曲历史，否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杜潤生口述、姚监复整理的《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一文，该文发表在《炎黄春秋》今年第二期。实际上，作者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没有弄清楚，对有关的历史事实也没有弄清楚，就大发议论，说什么毛泽东建国后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搞社会主义，是个错误。对此，我在最近写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变论和中国国民党转变问题——评杜述姚撰<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一文里已经作了评论，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同样，对于新中国第一个3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有人也大加否定。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对此，我也已经有专文进行了批驳，这里也不再赘述了。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人之所以要诋毁和否定苏联和中国革命，之所以要诋毁和否定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和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妄想丢掉老祖宗，丢掉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丢掉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武器分不开的。这显然是一股逆流，必须坚决予以反击，一定要战而胜之，攻而克之。

　　四、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和解放思想的关系问题

　　现在有一种趋向，就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解放思想对立起来，好像要解放思想就不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甚至认为，要解放思想，就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迷信”。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思想。

　　去冬今春以来，许多报刊特别是南方的报刊都大讲解放思想，有的还提出高举解放思想的旗帜，但是，这些文章都不讲指导思想，不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们都只是抽象地讲解放思想。但是实际上，他们所说的解放思想，就是要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中央党校的王长江在《高高举起解放思想的旗帜》(载《党政干部论坛》2007年12期)中说“改革开放事业要进一步推进，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彻底摆脱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思维模式的影响。这是当前思想领域最为紧迫、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所谓“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思维模式”是什么?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对于“传统”二字的解释：“所谓“传统”，是指“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风俗、道德、思想、作风、艺术、制度等。”实际上，所谓“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中经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再经邓小平至今，世代相传，一直延续下来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社会主义理论，既不同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当今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必须经过社会革命才能够实现、而不是只实行社会改良就能够实现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既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提出要“摆脱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思维模式”其实就是要摆脱资马克思恩格斯以来中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直到邓小平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和我们宪法所规定的指导思想，和胡锦涛在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释中所强调的“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都是背道而驰的。在这方面，重温一下邓小平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应该是有意义的。邓小平在1985年8月28日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39页)

　　列宁说，“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104页)如果只讲“解放思想”而不讲以什么思想为指导，沿着什么理论道路前进，我们就很可能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邓小平也说，“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就是说，解放思想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偏离了，就要犯错误，造成大的损失。

　　有人以为，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自由思想，不受任何束缚。其实，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人只有认识了必然，认识了规律，他才是自由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是帮助我们认识必然、认识规律的有力武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能够掌握必然，得到自由，否则，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表面上看，好像很自由，实际上，只能局限在资产阶级的狭隘的眼界内，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来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只是在黑暗中摸索，是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的。

　　这个问题，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来看，也是有很深刻的教训的。胡耀邦、赵紫阳两个总书记为什么栽了跟头?不就是因为他们的解放思想不注意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采取放任的态度的结果。我们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显然也与此有关。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说过，“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到1993年，他已经看到了问题。在与其弟邓垦的谈话中说，“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1364页)但是，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突出了。实际上，中国的新资产阶级已经产生，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这是不是邓小平说的“真是走上了邪路了”?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胡锦涛同志说要隆重纪念。我觉得最好的纪念是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解决在改革开放过程产生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一些方向路线性质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几代人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毁于一旦，付之东流。这是任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所不愿意看到的。

　　今年3月3日，中央党校有个教授在《北京日报》的“理论周刊”上发表文章说，“如果不把‘修正主义’完全当作一个贬义词，而是看作从实际出发，看作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看作对马克思主义个别论断的否定和抛弃，必须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实对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个别论断和结论作了“修正”和发展。但另一方面，如果仍然囿于僵化的理解、把“修正主义”当作纯粹的贬义词，认为“修正主义”就是全盘抛弃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应该说我们现在做的又不是什么修正主义，因为我们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这段话在网上引起了争论。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搞折中调和。修正主义究竟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应该是确定的：或者是褒义词，或者是贬义词，而不应该是模棱两可的。一个词不能既是褒义词，又是贬义词。事实上，修正主义一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有其确定的内涵，它是一个贬义词应该说是很清楚的，否则列宁所进行的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就不是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而变成了僵化守旧的代名词了。现在提出修正主义是褒义词，就会把反马克思主义合法化，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成为一句空话，这是极其错误，也是非常危险的。对这样的提法，我们应该坚决加以反对。

　　五、关于温总理会见中外记者的讲话

　　温总理3月18日会见中外记者的讲话，令人感到失望。倒不是我对温总理讲话的期望值过高，而是他讲的有些话实在太离谱了。比如凤凰卫视记者的提问，问的是南方发生的冰雪灾害，“这场雪让您感受到了什么?”这个问题也是全国人们所非常关心、很想知道的问题。温总理的回答竟然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讲了一大篇他事先准备好的话，却没有沾到冰雪灾害的一点边，怎不让人失望?也许他在讲改革问题时说的“三不足”中的“天变不足畏”与记者问的问题有点关系，那就是把问题仅仅归结为“天变”，但是这样的回答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作为一个总理，应该对这次灾害作出总结，这样，在遇到同样的情况或类似问题时就不致造成那么大的损失了。在这方面，我尤其对他说的“一个领导者应该把眼睛盯住前方，把握现在，思考未来”这句话感到不能理解。我们知道，“历史是一面镜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这些有益的格言怎么可以丢在一边呢?事实证明，只有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才能“吃一堑，长一智”，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

　　温总理在讲话里还讲到“祖宗不足法”，网上有不少人已对此提出不同看法，我也有同感。邓小平1991年8月20日与几个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时曾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不仅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还被庄严地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总理，怎么能说出“祖宗不足法”这样的话来呢?这不是太离谱了吗?

　　至于“人言不足恤” 也是用得很不恰当的。人言是什么?，舆论是也。社会的舆论反映了人心的相背，是一个执政党应该密切关注的问题。事实上，共产党对于社情民意也一直是十分关注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怎么会讲出“人言不足恤”这样的话来呢?实在是太离谱了。特别是在提倡政治体制改革，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今天，更应该广开言路，让人民群众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讲什么“人言不足恤”更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温总理还说，“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说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那么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在这里，大讲社会公平正义，说“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也是很不恰当的。据查，温总理关于真理和公平正义是首要价值的话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原话是这样说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1页)温总理在讲话里把罗尔斯话的次序颠倒了一下，同时把罗尔斯说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改成了“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其实，公平正义也和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东西一样，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一些理论武器，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所谓“尊重每一个人”，你尊重了有产者有剥削别人的权利，就不可能尊重劳动者不受剥削的权利。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真正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在消灭阶级之前，一切平等之类的话都是骗人的。至于把公平正义当作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这样一类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有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9年9月17-18日写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曾批评“苏黎世三人团”即赫希伯格、伯恩斯坦和施拉姆三人说，“至于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在《共产党宣言》中《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一节里早已受到了充分的批判。在阶级斗争被当作一种令人不快的‘粗野的’现象放到一边去的地方，留下来充当社会主义的基础的就只有‘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页)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里还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同上，第741页)用伦理道德来作为社会主义的标识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温总理在讲解放思想时讲了三点，其第一点说，“要继续破除迷信，反对本本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国家永远保持生机和活力。”我感到这完全不符合我国当今的现实。中国的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目前究竟有多少人还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的本本?这只要看看新华书店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的发行情况就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如果再看看一些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写的文章，也可以知道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水平究竟如何。现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使人有无的放矢之感。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本本主义，这就是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迷信和崇拜。现在生吞活剥、食洋不化到处套用西方做法的情况倒是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如果温总理反对这样的本本主义，那倒是很适其时的。不过温总理所要反对的本本主义显然不是这样的本本主义。

　　温总理是一位爱读书的总理，每次讲话都要引用一些古诗文。古人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温总理注意讲话的文采当然不是坏事，但是也要考虑听者的水平。不要说外国人了，我看他们肯定是一头雾水;就是中国普通百姓，对于古诗文也会感到困难。从讲话的效果考虑，还是应该力求通俗一些为好。另外语言的生命力并不只是*形式的华美，更重要的还是内容的深刻。如果文字华丽，而思想平庸，还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如果不是在辞藻上而是在内容上多下功夫，尽管语言朴素，但是思想深刻的讲话，还是会真正受到听者的的欢迎的。

　　在这方面，我还发现，温总理虽然喜欢引经据典，但是从来不引用马列的经典。而从他对一些问题的提法常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格格不入来看，他对马克思主义看来是相当生疏的。我觉得，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常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这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我希望他在读书时能够注意弥补这方面的缺陷。相信这不仅对于他个人，对党和国家都是大有好处的。当然我也更希望我们国家所有的领导人都能够注重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宝藏，只要肯化功夫学习，一定会大有收获的。而且这还会带动全党和全国各级干部的学习，带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学习，这将使人们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而精神可以变物质，这对于推动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大有好处的。

　　因为是个人的看法，当然不一定都对，不当之处，还望不吝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