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要从“洋教条”中解放出来

　　程恩富，海派经济学创始人。1950年7月生于上海。现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曾在胡锦涛总书记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讲课(2004年5月)，在****总书记主持的理论座谈会汇报改革思路(2002年2月)。提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社会主义三阶段论”、“新的活劳动价值论”、“新经济人论”、“公平效率交互同向论”、“一府两系的国资管理论”、“知识产权优势论”、“当代经济基本矛盾论”、“经济全球化利弊不确定论”、“大文化经济学论”等学术观点。

　　■特邀记者：雷 敏 本报记者：闻 琦

　　30年来生产力、综合国力、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记者：回首30年改革开放，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经济发展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您怎么看?

　　程恩富：可以这么说，30年改革开放首先是经济成就，表现在：一是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迅猛， GDP每年以9.8%的速度递增，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2007年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进出口总额世界第三;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水平更高;产业结构更加高级化，第三产业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科技进步显著。

　　二是综合国力，解放前是世界第24位，改革前夕是第10位，现在是第5位、第6位，经济发展速度快了，综合国力的发展系数、提升的速度都比改革前快了。尽管是由第10位提到第5位、第6位，但越往后越难。

　　三是生活水平，从收入和吃穿住行用都可看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978年为343.4元，2006年为11759.5元，是1978年的34.4倍，按可比价格是6.7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1978年为133.6元，2006年为3578.0元，是1978年的26.8倍，按可比价格也是6.7倍。30年来，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一千多万。恩格尔系数逐步下降，1978年城乡居民分别为57.5%、67.7%，1997年为36.3%、43.1%。

　　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制度创新的进程

　　记者：改革开放每一步，都有制度创新来推进。30年来，我国在经济制度方面有哪些创新?取得了哪些成就?

　　程恩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产权制度、分配制度、运行制度、开放制度都有突破和创新。这既是改革的制度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同时反映了改革的过程。

　　——从传统的单一公有制，转变为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

　　——从原来单一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呈现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

　　——从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辅，转变为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即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基础配置的作用，同时，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作用。

　　——从被迫较为封闭的对外经济关系，转变为自立主导型的全方位开放制度，即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自力更生的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效利用本国资本和资源的关系。

　　小平曾高度评价“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

　　记者：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哪几个转折?这些转折又是如何实现的?

　　程恩富：如果说大变化，我个人认为，从改革开放以来到1992年，可以算一个大的阶段，总的来说，是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1992年至今，总体上是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制质变，以1992年为界，其间又有一些小阶段和部分质变。

　　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转折是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的，由原来的以计划经济为主体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转变。

　　第二个节点是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决定，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但这样表述容易产生逻辑问题——“计划经济”就是“商品经济”?所以一年后，把“计划”两个字去掉了，叫“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时引起了新的讨论：“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还是商品经济为主?”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个新体制，认为“是讲了新话”，“是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根据新体制实行了“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的比重和市场调节的比重”，当时有三种调节方法，指令性计划要缩小、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要扩大。

　　第三个转折是十三大报告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要求进一步缩小指令性计划，使市场调节处于和计划调节平起平坐的位置，进一步提高了市场经济的成分。中间有一个小的反复，“六四”以后，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体制”。我当初不太赞成这个说法，又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有点混乱，不大妥当，我1985年和1987年就分别撰写股份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论文。

　　前面的变化是部分质变，1992年6月份以后有了一个显著变化，中央领导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年秋季，十四大报告确认，正式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解放思想要从“洋教条”中解放出来

　　记者：您认为，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关键是什么?

　　程恩富：解放思想，既包括从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理解上解放出来，同时，又要从西方的一些片面的错误理论和政策主张中解放出来。如果用邓小平和十七大文件提到的“左”、“右”来区分，那么，既要从一些极“左”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也要从一些“右”的思想中解放出来。

　　过去30年改革的重点是从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这在当时是对的。30年的改革开放，引进和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理论和实际做法，其中有不少值得继续借鉴，但是不少人没有看到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理论和制度的严重弊端与局限性，因而相信新自由主义，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如果以美国或者瑞典制度为中国改革目标的话，就难以从西方思想和政策体系的窠臼中解放出来。要直面新的中国社会现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大框架中，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有针对性地继续解放思想。

　　记者：从具体内容上，您如何看待新一轮思想解放?

　　程恩富：我体会，凡是不符合、不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切观念、理论、体制、机制、政策和措施，都应当突破，逐步地消除和克服。具体内容就很多了。

　　比如，在经济建设上，要重点突破公有制不能与市场经济高效结合的中外传统思维和政策，以及唯GDP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和机制，继续完善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根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政治建设上，要继续完善官民互动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机制;

　　在文化建设上，要重点突破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种貌新实旧的思维和措施，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在社会建设上，要重点突破公平与效率高低反向变动的替代思维及其政策，塑造公平与效率高低同向变动的互促思维及其政策，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以民生为轴心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珠三角长三角要率先“走进欧美高端竞争”

　　记者：最近，广东提出要向上海等学习。您曾经呼吁，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个主要的经济区域若能通过加强合作,取长补短,在全国战略转型中起到表率作用,客观上极有助于推动整个国家发展。请问，您心中有没有具体的建议或措施?

　　程恩富：珠三角、长三角相对实力最强，胡锦涛总书记曾提出过“泛长三角”，把安徽纳入进去。我们知道“泛珠三角”也提出过，都是面积的扩大。要在提升珠三角、长三角内部合作机制前提下来扩大中国几个经济圈之间的合作共赢，包括环渤海经济圈、东北经济圈，至少这四大经济圈还是比较明显的。经济圈发展也是要逐步来的，但要有行政推动措施，产业之间要有不断密切的多重合作关系。

　　我认为向日韩学习，合作应该高层次。目前珠三角、长三角具有先发优势，应该联合起来进入国际高端竞争，为中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向科技大国、文化大国转变。联合起来干什么?低层次的事可能用不着联合做，珠三角、长三角内部就可以干。两个“三角”合作起来干什么?一个是互通有无的合作机制，要有战略目标。我再三强调学习日韩，它们的学界、政府、商界的共同目标是打进欧美，“走进欧美高端竞争”，这才是真正的本事。所以这两个圈应该把一些不是特别适合的产业尽快地转移到中西部或是其他经济区去，然后优化升级，促进珠三角、长三角产业的合理化、高级化与软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