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浩田与夫人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

　　迟浩田上将当年的老班长、作家艾奇同志与迟浩田上将是生死之交，他们之间有着50多年的友情，最近，艾奇同志向笔者讲述了关于迟浩田同志与他夫人姜青萍鲜为人知的故事。

　　战火中结下的友谊永生难忘

　　我和迟浩田相识于战争年代，那时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他被分配到我们班时，我正当班长。那年，他16，我18。

　　转眼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很多事情都久远了，模糊了，但我脑海中与迟浩田同志那段生死情谊却非常清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迟浩田刚当兵时，并不在我们主力部队。他一当兵就先到了胶东军区招远独立营，先当战士，后当文书，再往后，他被选送进了胶东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大还没毕业，他便被提前分配了，因为1945年小日本投降，我军准备受降，可蒋介石与小日本勾结，不让我们受降，要与我们争夺抗日果实。我们当然不干，结果前边一打，抗大的学员便提前分了下来。迟浩田被分到济南第一团钢八连，当时叫十三团。这个部队是许世友领导的部队，是主力部队，用现在的话说，是正规军。迟浩田分到钢八连的直属班当战士，我正好在这个班当班长，他到我们班时才16岁。我虽然只比他大两岁，可也算是老大哥了。迟浩田最初给我的印象是很诚实、很厚道。他一到班里就拉着我问:“班长，到咱十三团，应该注意什么事？”我说:“这个部队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一定要不怕死，敢打仗，否则叫你在这个团站不住脚，否则你走人。”他点了点头，高兴地说:“哎呀，我来这个团就是来打仗的，我不怕死。”

　　我们俩一起参加第一个战役的时候，正赶上瓢泼大雨，那个雨大得呀，平地的雨水都到了膝盖，像是天上有人用洗脸盆舀水往下倒一样，我们浑身浇得像水鸭子似的，子弹全部受潮了。我和迟浩田手牵着手，摸索着走，真是同生死、共患难。我心里想:我比他大两岁，又比他早来两年，我有保护他的责任。我们很快接到上级的命令，准备撤出阵地。这时候敌人的子弹密集地打过来，“嗷嗷”叫着扑向我们，而且他们用的都是曳光弹，一路闪着光，很吓人的。这种玩意别说迟浩田没见过，就是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我告诉迟浩田，“嗷嗷”叫的子弹你不要怕，“噗噗”响的子弹要注意，因为这种子弹能打死人。我和迟浩田又是手牵手地撤出了阵地。

　　我没有想到，50多年后，已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迟浩田竟然还记得这件事，他竟当着一大群人的面，拉着我的手说:“这是我的班长，我一当兵，就是他带着我打仗，告诉我哪种子弹是打人的，哪种子弹是不打人的。”他这几句话，感动得我眼泪差点没流下来。他现在统帅着我军的千军万马，居然还记着几十年前这么一件小事。

　　一个月后，经过考验，我们营长看上了他，营长问我:“这个人能不能当文书？”“能，当然能。”我非常肯定地说。迟浩田战斗中表现非常好，这一点有目共睹。他很快被调到三营机炮连当了文书。那时，文书相当于班级干部，此后，迟浩田便开始了他人生的拼搏，班长、指导员、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一点背景也没有，出身贫苦，是个货真价实的泥娃，他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才华、敬业精神和高尚人品走出的这条路。

　　回想那时我们在一起，生活很艰苦，因为被子薄，睡觉时，常常是铺我的被子，盖他的被子；我抱着他的脚，他抱着我的脚，互相取暖。我们从未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也没有一个逃兵。我们先后参加了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打上海时，他带一个战斗小组，边打边向敌人靠近，打到苏州河北岸时，遇到了国民党的青年军，这些敌人十分顽固，他们占据了一个大院、一座高楼，拼命地抵抗。迟浩田一边喊话让敌军投降，一边带三个战士包抄过去，一下子抓了700多个俘虏。这次战斗，他立了大功。紧接着部队选战斗英雄，迟浩田当选了，他成为正式命名的战斗英雄。

　　后来，我们又一起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初恋的女护士成了迟浩田终身的伴侣

　　战争结束了，我们也都到了该成家的年龄。我们先后都有了意中人。

　　我是在朝鲜战场上认识了我的终身伴侣，迟浩田是在我们的驻军医院100医院找到他的最爱，这一见钟情的初恋，陪伴了他终身。

　　那是一个漂亮、文静的女孩子，白白净净的脸上，长着一双弯弯的笑眼，平时不笑时也给人甜甜的感觉，一笑起来更是十分好看。她叫姜青萍，江苏金台人，父母都是很普通的老实人。姜青萍很朴实，对人十分热情，大家都很喜欢她。战争结束后，迟浩田的眼睛有点问题，便去100医院检查，医生让他治疗一段时间，当时姜青萍正在这所医院担任护士工作。在治疗眼睛的过程中，迟浩田认识了姜青萍，他被姜青萍的美丽善良和温柔体贴深深吸引，悄悄地爱上了她。那以后，从不爱去医院的迟浩田便开始频频往医院跑，名义上是去治眼睛，实际是去见姜青萍。那时，迟浩田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人长得英俊憨厚，又是战斗英雄，很受女孩子们青睐，姜青萍也挺喜欢这个小伙子，只是她天性腼腆，不善于表白。迟浩田的眼睛治好了，他们俩也对上了眼，成为恋人。

　　迟浩田的婚礼很热闹，我们这些当年的战友都去了，闹洞房闹得不可开交，我把新房的门钥匙都拿走了，小两口晚上吓得不敢睡觉，直到最后把大衣柜堵在房门口，才敢睡觉。大家从没有这么开心过，能从战场上活着回来，还能结婚娶媳妇，真是连做梦都不敢想啊。迟浩田是我们的战友，也是我们的英雄，他的幸福与成功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十分高兴，他的每一块喜糖都甜在我们的心里。

　　我的婚礼迟浩田未能参加，因当时他在苏州一个部队任团政治处主任，工作非常忙。我的婚礼是在南京举办的，办得很简单，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都不喜欢铺张。迟浩田得知我要结婚了，写信来表示祝贺，还送来了礼物。我们结婚后，他赶到南京我家，见到我和我爱人，我们高兴地说呀，谈呀，恨不得把几年没见面的话都说完。我们做了一顿非常简单的饭菜，白米饭、炒豆荚，再加上一条清蒸红鲤鱼，这便是我们当时的宴席了。

　　迟浩田结婚不久，正赶上南京军区文艺调演，姜青萍随着演出队到了南京，而迟浩田则到北京去参加“五一”观礼活动。观礼毕，迟浩田从北京回到苏州，又追到南京来看姜青萍，因没有钱住旅馆，小两口就住到了我家的阁楼上。阁楼破旧窄小，只有一扇窗子，连门都没有，刮风灌风，下雨漏雨，可小两口恩恩爱爱，一点怨言都没有。那个年代，我们的爱情都这么淳朴，只要两人相爱，物质条件差大家都不计较。

　　迟浩田与夫人姜青萍的感情非常深厚，他们从结婚到现在几十年的夫妻，很少吵架，很少红脸，总是互敬互爱，相互谦让。记得迟浩田结婚后不久，我去苏州迟浩田家中探望，住在他家里。早饭是姜青萍给我们做的，香喷喷的大米粥，细细的咸菜丝，还有煮茶叶蛋，我们吃得特别香。迟浩田边吃边冲我挤眼睛，他幽默地说:“老婆做的饭就是香。”说完还向姜青萍做了个鬼脸，姜青萍瞪了他一眼，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两人的工资，除了抚养儿女之外，还要赡养老人及资助亲朋好友，谁有困难向他们开口，他们从不拒绝，即使自己紧紧巴巴的，也勒紧裤腰带，但慷慨解囊。

　　在生活上，他们夫妻一直是低标准，吃、穿、住都十分节俭，甚至还不如普通人家。他们很少买新衣服，姜青萍总是拣女儿、儿媳妇淘汰的衣服穿；迟浩田除了必须穿西服的场合外，总是一身军装，冬天呢的，夏天布的。他说穿军装习惯，不穿反而别扭。

　　1999年春节我去北京时，迟浩田夫妇来招待所看我，屋子里有些热，迟浩田把军装脱了，我看到他里面穿了一件式样很普通的棉布衬衫，就问他:“新买的？”迟浩田高兴地点点头，得意地告诉我:“这是夫人给新买的，非常贵，100多元呢。”姜青萍站在一旁说:“早就该买衬衣了，可他总说旧的还能穿，结果一直拖着没买，过节了，我才给他买。”我听了，不禁心头一热，社会上穿几百上千元名牌衬衣的大有人在，而身为国防部长的迟浩田，买一件100多元的衬衣都嫌贵，真是布衣将军，本色不变啊。为了展示一下新衬衣，迟浩田穿着这件衬衣同我一起合了影。

　　相亲相爱，携手走过崎岖人生路

　　迟浩田当兵几十年，南征北战，调换过无数工作单位，搬过无数次家，姜青萍总是无怨无悔地跟着他，只要来了命令，她二话不说，收拾东西、带上孩子，就跟迟浩田走。有时刚刚安定下来，孩子们也都上了学，自己的工作也刚刚熟悉，就又要走，姜青萍也不抱怨。她从不在生活上给迟浩田添任何麻烦，家中的事情只要她能干的，从不找迟浩田，甚至不让他知道。

　　不管迟浩田是当官还是普通一兵，不管他是顺境还是逆境，姜青萍都坚定地站在迟浩田的一边，在他最困难、最需要帮助时，她总是他最坚强的后盾。姜青萍人格高尚，不嫌贫爱富，不摆贵夫人架子，乐于助人，喜欢和普通人交朋友。她认为自己就是个普通人，跟别人没什么两样。她今年已经60多岁，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退下来之前是海军医院放射科主任。她有50年的党龄、军龄，一直在基层干，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做到退休也只是个科主任，但她从没想过用迟浩田的关系去找官更大、工作更舒服、钱更多的位子。她陪同迟浩田出访，别人根本不知道她是谁，她尽量避免上镜头。不管是对身边的公务人员，还是周围的同事，她都温言细语，从不大声训斥，待人热情、坦诚。

　　1982年，我因“文革”中被错定为“现行反革命”的问题而去北京上访，住在总政西直门招待所。住下后，我一边等待解决问题，一边四处打电话，寻找我的老战友迟浩田。“文革”中，由于各种原因我和他失去了联系，我很想见他，想告诉他我还活着。当我终于找到他后，他马上赶到西直门招待所来看我。一见面，我们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眼泪一个劲儿地往外涌。坐牢、挨整、关疯人院时，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可见到我在战场上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我偷偷用手背擦掉眼泪，对迟浩田说:“咱们只谈友谊，不谈政治，我的问题我自己解决。”虽然他当时已是副总参谋长，但我不能给他出难题。他接我到他的办公室，中午又打电话给夫人姜青萍，说老战友来了，让她过来吃饭。姜青萍接到电话，中午一下班就赶了过来，还在路上顺手买了几个小菜。我们中午就在食堂买了两个菜，加上姜青萍捎来的小菜，共三四个菜，食堂打的饭，三个人围在一起，饭菜虽然十分简单，可我们有说有笑，十分开心。办完事，我准备回南京，迟浩田因为公务在身不能来送我，便让姜青萍送我到火车站。她再三解释迟浩田不能来送我的原因。我说:“我知足了，我没白来北京，我的战友还是以前的战友。”

　　家庭和睦给子女做出榜样

　　迟浩田、姜青萍夫妇教育子女十分严格，他们从不让孩子们有任何特殊，从不为他们提供任何方便，总是教育他们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靠自己的本事老老实实工作。他们夫妇有一儿一女，都朴实敬业。

　　迟浩田的儿子在部队当了几年兵，办理复员时，部队中竟无一人知道他是迟浩田的儿子。后来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军校，重新穿上军装，走进了军营，成为一名通信兵军官。现在，他在某部通信兵站工作。

　　迟浩田的女儿当兵复员后，在一家工厂里当普通工人，后来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的大学，现在一家国营公司当职员。他们的女婿、儿媳也都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住公家分配的房子，没有自己的私车。迟浩田夫妇走到哪儿也不带儿女，迟浩田身边的工作人员很多都不认识他们的孩子。

　　这次我去北京，听说迟浩田是两家人合住一栋房子，我开始不相信，后来去看了一下，他确实同另外一位退下来的副总长住在一栋房子里。他住楼上，那位副总长住楼下。说起这住房来还有一段故事。

　　开始，那位副总长要求住楼上，而让迟浩田住楼下，因为楼下比楼上面积大很多，出入也方便些。可迟浩田说什么也不干，一定要让那位副总长住在楼下，自己住楼上。迟浩田跟夫人姜青萍商量说:“副总长的年龄大了，他的孩子也多，咱们能不能住楼上，让他住楼下？”姜青萍说:“房子是国家分配给你的，我尊重你的意见。”迟浩田便又去找那位副总长，动员他住楼下。那位副总长还是坚持让迟浩田住楼下，自己住楼上。迟浩田没办法，与夫人姜青萍一起找到房屋管理局，说:“如果副总长不住楼下，我们就搬走，不住这里了。”结果，还是那位副总长让了步，住到了楼下，迟浩田住到了楼上。

　　楼上房子少，姜青萍就把一儿一女赶到各自的单位去住，只有孙子、外孙住在家里，迟浩田和姜青萍都喜欢孩子，喜欢热闹。

　　迟浩田同志品格高尚，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地坦荡，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人格的力量，他被大家爱戴也是很自然的事。

　　艾奇老人讲完迟浩田夫妇的故事时，眼中闪动着亮光。他慈祥的脸上一派宁静，那是经历过很多，看到过很多，思考过很多后凝结成的宁静，那不是我们这个年龄所能产生的宁静。小茶几上摆放着一盘又大又红的苹果，我知道那是迟浩田同志买来送给老人吃的，老人几次让我吃苹果，我终究没敢吃，我不愿破坏它的完美，更受用不起。那不是几个普通的苹果，那是两位老战友长达半个世纪结下的金子般的友谊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