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书摘]李银河深度揭示中国性文化的30年变迁

　　李银河深度揭示中国性文化的30年变迁

　　作者：曹保印主编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本书简介：本书采用知名学者口述历史的方式，代表性地记录了中国社会转型30年来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这36位知名学者的个人思想独白，真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某些不可磨灭的思想脉动。……[连载内容]

　　李银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译作有：《现代社会学入门》、《社会研究方法》、《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性社会学》、《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性的问题》、《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一爷之孙——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等。

　　中国有句老话：饱暖思淫欲。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吃饭的问题。在温饱问题基本上解决之后，人们就会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要追求肉体和精神上的快乐，性的问题于是变得重要起来。从1976年到2006年这30年间，性文化的变迁是我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有的社会都认为性是重要的，即使在性受压抑的社会。有人以为这是因为性能够导致生育，但是，在那些不了解性与生育关系的部落社会中，性也是重要的。性之所以重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性能带来巨大的肉体快乐；第二，性与人的自我有极密切的关系；第三，性与人的自由权利有关。因此，它是所有的权力都不会忽视的资源。由于性是权力要加以管制的领域，因此性也就成为个人自由与权力斗争的前沿。

　　对现代性文化变迁影响最大的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西方发生的性革命。性文化变迁的主要表现包括：性规范大大放松；两性首次性交的年龄大幅度下降，其中女性更甚于男性；婚前性活动显著增加，特别是在女性当中，大多数女性在结婚时仍是处女的情况已不复存在；青少年怀孕和非婚生育剧增，但是非婚生育率的升高被已婚生育率的下降所抵消，其结果是总体生育率的下降；每个人的性伴侣数量增加；人工流产的合法化；性教育的增强；避孕工具的普及；结婚率下降；离婚率剧增；未婚同居增加；由于非婚性行为的普遍存在，婚外通奸一词已不再被当做法律用语使用；对于兄弟姐妹之间乱伦行为的处置从逮捕逐步改变为帮助教育；由于大多数“体面”女性不再反感婚前性行为，卖淫活动的规模有缩小的趋势；淫秽色情品广为传播，很少受到法律干涉；社会对于非强迫性的自愿异常性活动的宽容度增加，例如发生在成年人之间的自愿的异性恋夫妇的肛交活动和同性恋活动，在许多国家和美国的许多州已经非罪化；夫妻感情联系的增强；邻居亲属的关系减弱；个人独立感和追求快乐的个人自由权利增强；性快感与罪恶之间的联系感减弱；个人身体隐私欲望的增强。上述行为和观念首先在西方社会形成，随后通过广播、录像等大众传媒手段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婚前性活动

　　在所有的性活动中，婚前性活动在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在内的变化是最大的。如果说我们的社会发生了性革命，那么其中最主要的指标就是婚前性行为的增加。

　　婚前性行为增加的过程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从20世纪初年就开始了。例如，金西美国调查的数据表明，1900年以前出生的女性中只有8%在20岁时有过婚前性交；出生于1910至1919年间的女性在20岁时有过婚前性交的比例就已经增加至23%，是过去的3倍。《花花公子》杂志在70年代初的一项以已婚女性为对象的调查表明，55岁以上年龄组中只有31%有过婚前性交，最年轻的年龄组中有过婚前性交的比例却高达81%。最极端的数字来自瑞典，男女两性中有过婚前性交的比例均高达95%。

　　我在1989年所做的一项北京市随机抽样调查表明，无论两人确定关系与否，有过婚前性关系的占样本的15.5%。这一数据与日本70年代的情况接近，可能与我们两国的文化背景接近有关。根据最新调查，婚前性行为在上海达到69%，在广州更高达86%。

　　随着广大人群婚前性行为方式的改变，人们结婚时对童贞的要求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在美国，对18项择偶标准的统计表明，在30年代，童贞的重要性被列在第10位；到1977年，女性将其列为第17位(倒数第2位)，男性列为第18位(倒数第1位)。另据对33个国家约10000人的调查，最看重童贞的有亚洲人、中东人和南美洲人，如中国、印度、印尼、伊朗、以色列；最不看重童贞的有瑞典、挪威、芬兰、荷兰、德国和法国。美国也不太看重童贞，但其程度不如北欧国家高。

　　对婚前性行为持肯定态度的人们认为，婚前性交的有益之处包括：在性交存在的意义上，它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是有利于健康的，因为人的迫切需要不可以被拖延至成年期，人从进入青春期到成年期还有大约10年的时间。有些人结婚更晚甚至不结婚，很难要求他们保持童贞。目前在美国和法国，保持单身的人群都要占到人口的约四分之一，如果要求他们保持童贞是完全不现实的。无论社会对婚前性活动的规范有多么严厉，随着参加这一实践的人数日益增多，规范将不得不改变，过去被认为违反社会性行为规范的婚前性行为将逐步为社会规范所接纳，虽然在很多社会中，这种接纳是很不情愿的。

　　婚外性活动与同居

　　婚外性活动也是人类性行为改变的一种主要形式。社会学关于婚外性行为的研究发现：婚外性关系在美国男性中介于20%至50%之间，在女性中介于10%至69%之间。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男性45%，女性42%；在芬兰，男性44%，女性19%。根据我在1989年所做的一项北京市随机抽样调查，样本中承认有过婚外恋的人占调查对象的比例是6.4%。

　　在西方国家，最主要的变化是女性婚外性行为增加较多。例如在美国，金西调查中女性有婚外性行为的比例是26%，目前已增至30%到36%。男性婚外性行为比例仍保持在40%到50%之间。

　　婚外性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非婚同居。它与典型的婚外恋性活动的区别在于，同居当事人多为单身者，而不是像典型的婚外恋那样，至少有一方在婚。同居者的特点是保持一对一的关系，维系关系的力量主要靠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二人关系中的劳动分工不如婚姻关系中的劳动分工那么明显，相互的性满足是同居的主要目标之一。在现代化及其后的社会中，同居现象大量增加。在美国，金西时代只有下层社会的人会同居，现在各阶层的人同居者都很多。

　　根据1990年调查，美国有40-50%的女青年到30岁时会有同居经历，1988年当年有4%的人同居。同居在美国虽有增加，但远远达不到瑞典的程度，在瑞典，90%的成年人有过同居的经历。已婚者中有99%婚前曾同居。在法国，这一现象从数量上已具备了具有统计学重要性的规模。1977年5月的一项调查表明，在18-19岁年龄组中，有10%的人同居。在同一年龄组中，已婚者中的30%在婚前有过同居经历。

　　如何对待日益增加的同居关系，西方许多国家都在现实需要和利益团体的积极督促下创立了一些新的对策。1989年，纽约州法通过批准同居者注册家庭伴侣关系(domesticpartnership)，美国还有一些城市也承认了这种关系，目的是使同居者享有同已婚者相似的权利，例如，在买保险时可以将一对同居者视同于一对夫妻。瑞典、丹麦和法国也批准了家庭伴侣关系的立法提案。根据家庭伴侣关系法，同性恋伴侣除孩子的收养权和监护权以外，将享有与异性恋夫妻同等的权利。

　　同性恋

　　最近几十年间，同性恋解放运动是世界性变迁潮流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各种与众不同的性倾向中，同性恋是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少数族群。在美国，根据统计，同性恋者占人口的3-4%。在英国人口中，有约10%的人自己承认是同性恋者。由于同性恋者较多地集中在大都市中，世界各大城市的调查都表明，同性恋者约占到城市人口的10%。因此在美国一些大城市以及香港这样的都市社会中，都有所谓“十分之一会”这样的同性恋组织，就是指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同性恋解放运动最引人注目和令一些受异性恋霸权思想影响过深的人感到恐惧的是：同性恋是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为快乐的生活方式而登上社会这个大舞台的。“同性恋生活方式”以一种新的人际关系结构出现，它的主要特征是使得人们拥有一种强烈的情感生活，而同时并不必须拥有一种稳定持久的关系。这是一种不寻常的非一夫一妻制的人际关系。

　　按照激进派的观点，同性恋运动具有一种超越了同性恋者自身的前景，它很有可能形成一种更广义的文化，一种发明出新的人际关系、生存类型、价值类型、个人之间的交往类型的文化，这一文化是真正全新的，与既存的文化形式既不相同，也不是添加在既存的文化形式之上。如果这是可能的话，那么同性恋文化将不仅是同性恋者所做的同性恋的选择，它将创造出新的人际关系，它的某些方面可以传递到异性恋关系中去，影响整个社会的性规范。

　　在同性恋者和自由派思想者的不懈努力下，目前，在北欧、北美、澳洲等许多国家与地区，同性恋婚姻已经获得了合法地位。正如福柯与拉康共进晚餐时说过的一句话：“只要男人之间的婚姻尚未被接受，就不会有文明。”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对同性恋的看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和幼稚。虽然中国没有同性恋恐惧症，但对同性恋普遍的无知却达到令人沮丧的程度。自80年代以来，由于学界和大众传媒对同性恋现象的关注，这种无知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在同性恋问题上有自己的优势：在我国的几千年历史中，从来没有残酷迫害同性恋的记录；从未有人因同性恋活动被判死刑(“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个别例外，应按非常时期的特例看待，不具典型性)；公众舆论对同性恋一向比较温和。

　　在我看来，造成目前中国社会对同性恋态度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中国人大多没有宗教信仰，往往凭世俗的平常心和直觉来评价人与事，人们认为，同性恋既然不会伤害他人，就与他人无关，因此不会对同性恋有太严酷的看法；第二，中国文化强调生育价值，由于同性恋活动不会导致生育，所以容易被人忽视，不以为是什么严重的罪行；第三，这种态度也许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有关：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因此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从来很有信心，从不担心被异己的文化所同化。人们对于与自己不同的文化往往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而不至于残酷迫害它。福柯早就把中国的性文化与古希腊、古埃及、古日本相提并论，认为我们有西方所没有的长处，如果我们对中国古代性文化善加利用，完全可以在同性恋问题上为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做出妥善处理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关系的榜样。

　　其他越轨性活动

　　艾滋病的发现及随后席卷整个西方的保守派性道德回潮之前的那段日子，是性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情况正如福柯所盛赞的那样，人类所有的能量和想像力，也就是异性恋中汇集在求爱上面的能量和想像力，全都被投入到加强性本身的活动中来了。一种性实践的全新艺术生气勃勃地发展起来，它试图探索性活动的全部内在可能性。在像旧金山和纽约这样的地方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性实验室的地方，在那里，各种各样全新的性艺术被陶醉在自由感当中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创造出来，许多过去被视为病态的东西，被当做全新的性艺术供人们尽情欣赏、实践。

　　在70年代西方的性革命之后，过去隐藏自身性倾向的人们开始公开自己的倾向，出版特色杂志，刊登广告。例如换偶活动者、易装者、虐恋者等等。人们总是在谈论的一个话题是，还有什么事是我们能做而没人做过的，还有哪些未经探索的领域。多种多样的“异常”性活动发展起来，不仅因为它们令人感到新奇，而且因为它们所具有的戏剧性和美学价值。

　　在现代西方社会，超越性别(transgender)正在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潮流，其中包括易装活动、易性活动及其他违反传统性别角色的行为。一个新型的两性融合的社会(aunisexsociety)正在形成，各种角色混合在一起，父亲和母亲，丈夫和妻子，情人和主妇。这一潮流已经成为一般社会变迁的明显标志。

　　在各种与众不同的性活动中，西方人发明了一种换偶活动(swing)。在这类活动中，数对配偶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换配偶的性活动。在50年代，人们将这类活动称作“换妻”，这一称呼反映出一种妻子是丈夫的财产的价值体系，似乎妻子是一种可供交换的商品。随后出现了具有两性平等价值的称呼：“交换配偶”。接着又出现了“多对配偶性活动”这一说法。最后，这类活动被多数人称作换偶活动。中国目前也出现了此类活动。

　　像同性恋一样，虐恋这种与众不同的性倾向也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为什么虐恋的形象成为80年代和90年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主题？部分的原因是对安全的性的强调。由于艾滋病的流行，人们放弃了必须交换体液的性方式。虐恋所唤起的不是性快感，而是一种精神宣泄方式，性能够只发生在头脑之中。虐恋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是一种新型的性亚文化。目前我国也出现了少量的虐恋俱乐部，在网上活跃着出售虐恋用品的商店。

　　9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安全的性”为主要特征的性活动的新形式，例如电话性活动(phonesex)，人们通过向专门服务机构打电话，或者讲或者听一些想像中的性活动来获得性满足。在美国，每分钟4.95美元的电话性服务包括同一个“真的、活的、英俊的男人或美丽的女人”的性对话，“实现你所有的幻想”。电话性活动跨越于淫秽色情品与卖淫之间，将前者的自慰因素与后者的亲密互动关系结合起来。再如，电脑性活动(cybersex)，通过计算机的国际互联网上的色情布告板活动获得性满足。近年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虚拟现实”的发展提出一种可能性：在未来，性对许多人来说将日益变成一种孤独一人的行为(solitaryactivity)。

　　面临艾滋病威胁的人们还发明出其他种类的不包括性交、不交换体液的性活动方式。例如，自慰性活动，在自慰俱乐部性活动俱乐部中，人们的主要活动是在“其他伴侣的陪伴下自慰”。再如，鸡奸类性活动(pederasty)，其中只包括相互手淫活动；公共场所性活动(publicsex)，例如在公园和海滨浴场的性活动，其中大多也只包括相互手淫活动；电传性活动(faxsex)，通过向专门机构或由它们介绍的对象发电传来获得性满足。

　　无论是同性恋还是虐恋活动，无论是换偶活动还是易装易性行为，其意义都不仅限于其自身，还具有一般的性自由和解放的意义。它们的存在是对异性恋霸权的挑战，是对传统性规范的挑战。它们重新定义了性的规范，使传统意义上的“违规的性”从社会和文化的边缘地位走向主流。一个自由的文化多元的社会是我们向往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就应当包括所有这些性少数派和所有社会边缘群体的自由，这些在传统意义上是违规的性形式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使世界变得更加文明、多元、宽容和自由的意义。

　　性的多元化趋势

　　世界进入艾滋病时代以来，性规范的发展趋势变得越来越多元，性道德的约束也越来越宽松。这种发展趋势反映在性的理论中，就是性的多元论。性的多元论日益被更多的人所理解所接受。性的多元论主张按性欲自身的感觉来表达，拒绝任何单一的固定的表达方式。它的核心原则是“仁慈的性差异”概念。它认为，差异是健康的和自然的，而不是病态的、邪恶的或者是政治上不正确的。性多元论者罗宾指出：差异是一切生命的基本性质，从最简单的有机体到最复杂的社会构造。

　　传统的性学大多以一元论为其基调，以异性恋的###阴道交为自然的性行为，而将所有其他的性行为都视为不成熟的、辅助的，或者是“真正的性行为”的替代行为。性学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虽然承认女性通过手淫更容易达到快感，但仍然认为它是在异性恋接触受到限制或无法达到时的替代活动，只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行为。这种性的一元论的理论背景仍没有脱离基督教性文化的以生殖为性的惟一合法功能的巢臼，以为只有异性恋插入式性交这一性行为模式具有生理学的基础，性最终的功能是生殖功能。

　　与此相反，性多元主义表达了人对性活动的自由多变的需求，它不断地拒绝被分类定型，不断地脱离所有的特殊认知和固定模式。反对对性活动的分类定型是一个自由对禁制的反叛，它反对将性行为正规化，日常生活化，分类加以控制或者禁制。性的多元论的理论基础来自性欲的多元和性快乐的多元，来自性实践的无限可塑性。

　　威克斯是性多元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他的理论的重点在于，强调性的多元论是民主原则在个人领域中的运用。他认为，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可以是好的，而且是同等的好。人们习惯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某人或某类性方式是好的，另一人或另一类性方式是不好的。生活方式的真正的多元论却主张，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所选择的不伤害他人的生活方式都可以被认为是好的。性多元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对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做人方式以及对每个人追求自我目标的尊重，是将民主原则运用于个人领域。它为每个个人的发展提供了目标。它认为，个人生活的隐私化是个人生存的必要条件：自我创造的语汇必然是隐私的，不与人分享的，不适合争论的。

　　性多元论者、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做什么、怎样做和做什么人的问题是生活在现代化后期的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在多种可能性中做出选择。对于后现代的人来说，选择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而对于多元论性政治来说，生活方式的选择是最重要的，其中包括对性欲望实现方式的选择；对性关系模式的选择；对一般生活方式的选择。多样性是后现代时期的性的惟一真理。

　　福柯也应当算是一位性的多元论者，虽然他没有直接使用过“多元”一类的字眼，但是他关于应当保护个人改变现行规范的自由权利的思想完全符合多元论的思想脉络。他指出：“对我来说，重要的问题不是一种无禁制的文化有无可能，甚至也不是我们是否应当争取它，而是一个有种种禁制的体系能否使其社会运行为个人保留改变这一体系的自由。毫无疑问，一个没有禁制的社会是不能想像的，但我只能重复说，这些禁制必须对那些受其影响的人来说是可以接触到的，因此他们至少拥有将其加以改变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性的多元化趋势在当今世界上有愈演愈烈之势。它正在建构一种创造性的自我，它允许个人成为自己生活的艺术家。性的多元论提出了一种新的价值观，运用这种价值观，我们可以批判现存的正规和严格的行为规范，使人的各种潜力得到实现。多元论价值观要求对个人差异的一视同仁的接受。它承认和保护每个个人做出个性选择的权利。最重要的是，性的多元化趋势将使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生活得更快乐。使人们生活得快乐难道不正是所有社会改革最终的目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