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被埋没的一部杰作

     郭沫若的作品中有一个长篇小说《骑士》，在写成后发表出版的过程中可谓命途多舛。如今所能见到的，只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已经遗失。
    《骑士》创作时的篇名应该叫做《武汉之五月》。郭沫若在自撰的《五十年简谱》中1930年事项下记:“草长篇小说《武汉之五月》(后改名为《骑士》曾于《质文》杂志发表一部分)。”这是在他流亡日本期间的事，据他说小说是完成了的。1930年写成的作品，在《质文》发表却已经是1936年了。个中原因，郭沫若自己说:“初写成时曾应沪上某书店之请求，几乎成了铅字。但店老板方面要大加改削，因此我便把它收回来，锁在了冷纸柜里。”
    书店方面要求删改作品内容，当然是郭沫若无法接受的，但从书店的立场上着眼，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骑士》中的主要人物尽管是虚构的，但故事情节的进展，就是以大革命时期宁汉分裂期间郭沫若的那一段生活经历为原型，包括他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与蒋决裂(他就是因此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而流亡日本的)这样的事情都写在里面。尽管文中没有出现蒋介石的名字，但那事情一看即知。这样内容的作品在当时显然是无法出版的。事实上，郭沫若的许多作品在当时已经被国民党当局所查禁，像《我的幼年》、《反正时代》等等，出版社不得不删去一些内容，改换书名才得以继续出版。
    《质文》是在东京留学的中国学生创办的一个文学期刊，《武汉之五月》得以在《质文》发表的缘由，郭沫若在小说刊出时所写的“小引”中特意提到了:“这篇小说已经是六七年前写的了。初写出时很有发表的意思，但停顿既久觉得也就淡漠了。近经朋友传观了一下，劝我拿来发表，我便听从了朋友们的意思。作家写东西，不可兢兢于求发表，然而也不可久不发表。久不发表——自然这里面是包含有客观情势的不许可和没有发表的地盘——是会使一个作家‘石女化’的。国内有好些朋友见我近年来少发表关于文学方面的著作，以为我是成为了‘隐者’，这个揣测的产出大约是由于对于我的关心太深吧。我所以答应了朋友们发表这篇东西的微意，也就想藉此使朋友们安安心，以后只要情势许可并常有发表的地盘，我敢说一时倒还‘隐’不下去的。”郭沫若在流亡期间潜心于历史和古文字学研究，所以许多朋友担心他在文学创作上会从此引退。
    小说发表时的篇名为《克拉凡左的骑士》。大约是因为小说中的一个女主人公金佩秋的风姿，在男主人公马杰民的眼里就如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郭沫若译作克拉凡左)的一幅画作《骑士》中的女相士，作者故以此命名。《克拉凡左的骑士》在《质文》1936年10月、11月第2卷第1期、第2期连载两期后，即因杂志停刊而中辍。所发表的部分是作品的前五节，不足全篇的四分之一。
    转过年来的春季，《克拉凡左的骑士》又得到一个发表的机会，在上海主编《绸缪》月刊的朱羲农几次写信向郭沫若索要《克拉凡左的骑士》的书稿，希望在《绸缪》连载发表，包括《质文》上刊载过的部分也要重新发表。朱羲农是郭沫若当年初到日本留学时在东京日语学校的同学，之后很多年没有联系了，有感于他几番索要的厚意，郭沫若将书稿给了《绸缪》杂志社，并又为发表一事写了一个“小引”，道:“这次是第三次了。”“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我只是希望这一次不要再发生什么障碍，能够发表到底。”
    1937年6月1日，《绸缪》月刊第3卷第9期开始刊载《克拉凡左的骑士》。然而，事与愿违，这一次的连载仍旧未果而终。不久，抗战全面爆发，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归国投身于抗战文化战线中。在整个抗战期间，他再没有提起过这部小说。抗战胜利后的次年，郭沫若从重庆返回上海，想起向朋友询问原稿下落，却已不知所踪。
    1947年8月，郭沫若在编辑小说集《地下的笑声》时，只能把已经在《质文》杂志连载过的部分收入集中，并改篇名为《骑士》。为此，他撰有一段“后记”，当中写道:“这篇小说是1930年所写，全稿在十万字以上。1937年，曾加以整理，分期发表于《质文》杂志……此处所收即《质文》所登载者。未几抗战发生，余由日本潜逃回国，余稿亦随身带回。上海成为孤岛后，余往大后方，稿托沪上友人某君保管。忽忽八年，去岁来沪时问及此稿，友人否认其事。大率年岁久远，已失记忆，而稿亦已丧失。我已无心补写，特记其颠末如此。”他在这里把《骑士》整理发表于《质文》的时间记错了，还留下一个小小的疑问:1937年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他是把《克拉凡左的骑士》原书稿从《绸缪》杂志社索回了，交由另一位友人保管，还是就托付给朱羲农保管了呢？《地下的笑声》由上海海燕书店1947年10月出版。
    《骑士》的际遇真是一波三折，但这还不是它受难史的全部，与之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把《骑士》出版发表的经过称作神龙见首不见尾，那么郭沫若的一部名为《同志爱》的小说，则自始至终不见踪影。
    郭沫若第一次提到《同志爱》这部作品，是在1932年7月23日致叶灵凤的信中，那时他在日本流亡。叶灵凤曾是创造社“小伙计”中的一员，此时在现代书局做编辑。之前，叶灵凤为现代书局意欲出版《创造十年》等郭沫若的著译作品与他联系，郭沫若在复信中先写了三桩关于他几部作品出版条件的约定，最后告知叶灵凤道:“我现在手里有一部长篇小说《同志爱》，写的是武汉时代的一件事情，是前年写好的。有十万字上下。你们肯出一千五百元现金购买，我可以卖给你们。”8月29日，他在致叶灵凤的信中又写道:“《同志爱》已寄到内山处，此书乃余生平最得意之作，自信书出后可以掀动国内外。内容并不十分红，你可以先去看看。那书现代如要，稿费要一千五百元，现金交易。因该书另有两处要，你们如要，请从速。”9月25日，郭沫若信告叶灵凤说:“《同志爱》良友款尚未付清，又对于内容有改削之意，卖约寄来，我尚未签字。现代定要时可速备千五百元现款携往内山，将该稿索回。凡经我同意之处可稍加改削。到内山时即以此明片为凭可也。此书出，决可引起内外注意。”“《同志爱》一书，要者有光华，乐华，文艺诸家，竟归良友，亦出我意外。由你手去索回，我是高兴的。”(这里提到的“良友”、“光华”、“乐华”、“文艺”均为书局、出版社，“内山”则指内山完造在上海开的内山书店。)因为是熟人，郭沫若提出的条件都直截了当。当然，那时他也全靠稿费养家糊口。
    从这几封信中可以读出关于《同志爱》这部小说的几个信息:是已经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武汉时代的一件事情”；“前年写好的”；“有十万字上下”的篇幅。对照一下《武汉之五月》或曰《骑士》，《同志爱》应该就是该作的另一篇名，但是何以郭沫若在《武汉之五月》(《骑士》)发表过程的几次周折中却从未提到过《同志爱》这一篇名呢？它有没有可能是郭沫若曾计划过要撰写的另一部小说呢？
    郭沫若在1928年2月15日日记的篇末曾拟写下几个小说题目:“(1)酒家女(2)党红会(3)三月初二(4)未完成的恋爱(5)新的五月歌(6)安琳(7)病了的百合花。”如果单从篇题上看，《同志爱》似乎很像是其中第四个题目“未完成的恋爱”。不过，郭沫若在将1928年这一段时间的日记整理出来发表时，就此做了一条注文，说:“这七项是那时打算写的七篇小说，除第五项有成稿之外，其余的都没有写出。”这是1933年9月的事情。第五项的成稿自然就是指《武汉之五月》，那么，《同志爱》也就不可能是第四项“未完成的恋爱”或其他哪一篇题目的成稿，而只能是《武汉之五月》的别名了。
    尽管如此，从《同志爱》和《武汉之五月》这两个为同一作品冠以的不同篇名，我们似乎可以读出郭沫若当时创作的一个中心思路，即他在1928年2月11日的日记中所写到的:“我新得着一个主题:革命与家庭。”他还特意点出一个题材:“盐酸寮山中的生活是绝好的剧景，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盐酸寮是南昌起义落败后，郭沫若与失散的起义军途经的一个地方，安琳是政治部一位女干部。)如果条件允许，郭沫若或许会把计划中的几部小说陆续再写出一二来，但事实上，我们所能读到的《武汉之五月》的部分内容，也就是《骑士》，显然已经包含了其中若干个题目所可能攫取的生活题材，也可以看出郭沫若在这段时期的创作用心。
    至于郭沫若为什么在与叶灵凤通信之外再未使用，甚至再未提过《同志爱》的篇名，恐怕与该书稿出版未果相关。良友、光华、乐华、文艺、现代，诸家书局都有出版之意，却最终未能出版，其原因(应该关乎内容的删削、稿酬多寡的洽商，而几家书局却多是有合作关系的，不好为一件事情反目)又不足为外人道，这该成了他的心中之痛吧！
    总之，《骑士》的遗阙令人扼腕，它是当年郭沫若自诩为“生平最得意之作”，“自信书出后可以掀动国内外”之作。郭沫若这样讲，或许不无炫耀之意，但这部小说的确是他在“方向转换”之后的重要作品，是用了与他五四前后创作的那些“身边小说”大不相同的手法与风格——“用第三人称来客观地描写加以批判”——创作的小说作品。惜无以窥全豹。不过我也在想，或许有一天会在什么地方能发现一些《骑士》缺失的部分呢，就像郭沫若有一首从未被世人见过的《五月歌》，近年被我们发现之前，实际上一直在一家博物馆的文物库房里静静地躺了几十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