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组织的犯罪·帮会·黑社会

　　最近重庆警方捣毁了14个横行多年的黑恶集团，100多名骨干成员被悉数缉拿归案，1500多人落入法网，其中多人是兼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私营老板、亿万富豪。重庆的黑恶势力侵蚀政权机关，划分地盘，渗透各行各业，为非作歹，民不堪命。黑恶势力的猖獗，使人们马上联想到黑社会。

　　我认为这批黑恶势力，从组织的严密性来看，似乎还没有达到黑社会的水准，就目前状况看，只能算是有组织的犯罪。有组织的犯罪也很可怕，因为个体的能量总是有限的，犯罪的危害受害者较小，犯罪后也易于破获。而有组织的犯罪就大大不同了，何况这个“组织”还是权力、金钱与地方痞子的三结合，金钱是动力，权力是靠山，痞子是打手、直接操作者。黑恶势力能在重庆猖獗十余年，主要原因也是有赖于它在组织上的“三结合”。有的人想不通，你们权也有了，钱也有了，就老老实实闷声发大财罢，干什么还犯罪?其实普通人不明白，权力、金钱，予取予夺欲望都是看不到边界的。

　　这也是“古已有之”的。五代十国时期，政治中心在汴京(今开封)，洛阳是西京。这里生活安逸、是很多退休的富贵大佬钟爱的地方。周世宗柴荣的父亲柴守礼也住在这里。儿子已经做了皇帝，身为皇父的柴守礼，还能有什么不满足吗?可是也有怪事，他在西京洛阳胡作非为，而且与当时宰相、将军如王溥、王宴、王彦超、韩令坤等人住在洛阳的老爸，朝夕聚合，往来密切，结成团伙，人称“十阿父”。柴守礼竟敢在市上杀人，暴戾恣睢，洛阳人畏之如虎。周世宗柴荣在历史上还算个英明的皇帝，对自己痞子老爸和那一帮为老不尊的权贵也无可奈何。

　　一般的组织犯罪大约是无代无之，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因为人口的流动性增加，为结伙提供了方便，但从“结伙”发展为黑社会，是明清以来的事情。因为黑社会犯罪的前提是犯罪分子的结社，中国民间非宗教目的的结社发生于宋代市民和游民之间。市民结社多与个人爱好有关，结合在一起招集同道、切磋技艺。比如爱蹴鞠(踢球)就有齐云社，弄杂剧就有绯绿社，喜欢相扑(摔跤)就有角抵社。而江湖人(游民与社会边缘人组成)搞违法犯罪活动或所谓“干大事”也要结社。从北宋活跃起来“桃园三结义”的风气和晁盖等人的“七星聚义”，按照一定分工去作案。这些还是原始的，结构简单的结社，除了以义气为纽带外，很少有其他规范。但自从《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以后，为游民的组织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组织的范本。一些立意要与主流社会对抗、或由于各种原因被逼无奈的游民和社会边缘人把“梁山”(此时已经成为与主流社会对抗的符号)看成他们躲避风险和实现自己向往的圣地，也成为造反者的一面旗帜。到了明代，因为搞了分封制度，使得藩王占据了大量土地，明中叶人口激增，大量被土地抛离出来的宗法农民，成为游民。游民一无所有，他们要向社会索取合法或不合法的利益，个体是没有能力的，要生存发展就要组织起来。江湖型的游民帮会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现的。

　　游民组织的灵感大多来自通俗文艺作品，特别是《水浒传》。这一点，我们从组织的名目上也可以看出来。例如“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天罡党”、“十三太保”(来自《哭存孝》、《存孝打虎》)等名目都有十分浓重的小说色彩。其组织系统、行为方式和思想意识的统一，以及组织活动中的仪轨也大多借鉴通俗文学。比较典型的就是天地会(洪门)。它的入门诗开头两句就是:“桃园结义三炷香，有情有义是宋江。”这就涉及两部通俗小说。他们设计的人格表率就是宋江，头领都以宋大哥自居。其组织形式也多取自梁山。其誓言就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天地会最初的建立与明朝灭亡有关，它曾是有政治理想的(反清复明)，特别是其领导与核心分子。后来政治理想逐渐淡出，它蜕变成为只作文差事(诈骗做局)和武差事(抢劫)的犯罪组织，逐渐堕落为黑社会。然而各地区又有差别，坚持原初建会原则的不能说没有，但少之又少。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与其会众构成有关。其成员主要是游民，连饭都没得吃，还搞什么“反清复明”?天地会种种规则、规范，成为后来帮会和黑社会行为示范。

　　随着游民泛滥和社会动乱，天地会组织不仅扩大到南半个中国，还流传海外，并多有异名，如:三合会、三点会、洪门、添弟会等，海外的或称“公司 ”。清中叶以后，活跃在江苏、上海的红帮，四川、云贵一带的哥老会、袍哥都是其变种。比较独特的是青帮，它是在原有漕运(从大运河由江浙往北京运粮)工人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而且崇奉罗教(秘密宗教的一种)，帮内辈分极严(天地会内则兄弟相称，而且“哥不大，弟不小”)。北方则有在理会，崇奉白莲教。因为青、红、白(在理会)活动地域不同，冲突不大，还能说“白藕青叶红莲花 三教原来是一家”。帮会在清代处于秘密状态，辛亥革命之后，过高地评价了帮会在革命中的作用，胜利后则帮会活动公开化。民国期间，政府长期处在弱势状态，帮会遂成为“二政府”，黑白不分，政出多门使民众无所适从。有的帮会甚至发展为“ 全民性”的，如四川哥老会，上起豪门权贵、社会贤达，下至贩夫走卒，无不“海袍哥”，这几乎成为一种传统，重庆的黑恶势力的泛滥不能说与此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