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干部是“腐败高危人群”吗

　　从世界范围看，干部队伍年轻化是时代潮流。新陈代谢的道理不仅适用于生理，也适用于社会。在一般意义上，“老人”是社会的财富，但“老人政治”不可能拥有远大的前途。没有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组织机构就不可能有活力，这是常识。

　　近些年，我国在干部队伍年轻化方面取得不小成绩。截至2007年底，全国机关干部中45岁以下的占71.5%，其中35岁以下的占30%。当然，这组数据蕴涵的信息，对于全面评估干部队伍年轻化还不够充分。比如，人们并不能从中看到领导阶层的年龄结构，而高级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标志意义和实践意义;又比如，这样一支看上去已呈现年轻化的干部队伍，在提高政治效能、改善政治生态、推进体制改革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至今仍未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不能说一些地方为干部队伍年轻化所作的努力是作秀，也不能说极少数吸引人们眼球的年轻干部只是一种点缀，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干部队伍年轻化还远未制度化，令这方面的工作呈现随意性，同时也容易使公众对干部队伍年轻化方向产生疑虑。近年媒体经常报道年轻干部成为贪腐高危人群。年轻干部固然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但这种现象至多只能说明腐败人群有年轻化趋势，而不能证明年轻干部已成为腐败高危人群。如果混淆这个概念，再加上集中暴露年轻干部作为年轻人所具有的共性弱点(比如资历浅、经验少)，就很容易使人们对年轻干部的整体形象产生信任危机。

　　年轻干部身上存在的问题，与干部队伍年轻化方向，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事物。前者是后者在发展中的问题性表现，不能因为前者而对后者发生动摇。倘若考察现实体制环境和社会生态，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些年轻干部的问题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自身。邓小平说自己“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是也照样干”?“二十几岁就做大官”，当然也是一步一步干出来的，不是坐火箭升上来的，但拥有巨大潜能的人，若得不到机会，也只能怀才不遇。“二十几岁就做大官”的人，也不可能老练得一点错误不犯，若没有包容、扶持，就无所谓“照样干”，结果是“行而不远”。对年轻干部求全责备是一种偏见，以为不那么年轻的干部犯错就少，同样是一种偏见。

　　哈耶克说：“自由社会里，没有人有义务去负责某人的才能要得到正确运用。”显然，这是一种理想化情境。从现代行政意义上说，组织部门不应以“当代伯乐”为追求目标，而应以构建科学的、民主的工作机制为要务。年轻干部身上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组织工作机制问题的折射与投影。

　　年龄与阅历，的确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但如果将二者对立起来，就有可能顾此失彼，沦于偏执。偏好于年龄优先者，主张“年龄是个宝”，在年龄上人为划杠杠，搞“一刀切”，“痴长”一岁也不行;偏好于阅历者，强调“台阶”的不可或缺性，主张“排排坐，吃果果”，年轻化就会沦为一句空话。其实，一个人的才干与经验，不取决于自然年龄，而取决于社会实践。因此，年龄与阅历的冲突，可以也只能在社会实践中得到调和与统一。从这个角度看，现实中对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还存在不少偏差。

　　“一日三迁”之类的选任，只可作为“佳话”、作为特例，而不应视为通则。没有规矩的特迁、简任如果泛滥，只能败坏用人风气。“60后”、“70后”领导干部，文凭高，眼界宽，信息灵，知识新，交游广，反应快，这些都是优势。但一个干部能否胜任岗位，不取决他的一般知识，而取决于他在特殊环境和条件下形成的具体知识。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所谓“三门干部”，如果不到基层接受锻炼和考验，他们的具体知识就不出这“三门”，即使升了上去，也难当大任。一个当过县委书记的人，到市里去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很可能胜任愉快;而一个在市里某部门担任“一把手”的人去当县委书记，情况却可能相反。此外，在选任视野与专业化标准等方面，选任年轻干部也存在与一般性干部选任工作类似的问题。

　　干部队伍年轻化不可逆转，且应在规范化的轨道上快速推进。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过，“领导层干部年轻化的目标，并不是三五年就能够实现的，十五年内实现就很好了”;“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假如没有时不我待的精神和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再过一个“十五年”，这样的目标恐怕也只能是一种想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