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制度VS高考权利：死守教条还是灵活变通

　　考生持户口报名是一种秩序的需要，没有这种制度高考就要乱套。问题在于，在面对一个因种种原因无户口的优秀考生时，这个制度应有所变通，而不致因此使她丧失参加高考的权利。

　　在高考网上报名第一天，北京高三女生玲玲因没有户口无法报名而选择服毒自杀；由于抢救及时，悲剧幸而止步。(1月7日《长江商报》)　

　　玲玲无户口是父母造成的，因为非正常婚姻而没能及时办理户籍。虽说现在户口意识淡漠多了，没有户口一般生活也不受多大影响，但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户口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凭据、一种资格。比如高考，就得按考生户口所在地报名，此时此刻，户口就成了玲玲实现梦想的障碍。

　　应该说，考生持户口报名是一种秩序的需要，没有这种制度高考就要乱套。问题在于，在面对一个因种种原因无户口的优秀考生时，这个制度应有所变通，而不致因此使她丧失参加高考的权利。

　　没有户口办一个户口不就行了吗？似乎也不那么简单。父母生下玲玲以后就分手了，当初没为女儿及时办户口，当然不是严谨的生活态度。可父亲想为她补办时，派出所一直说需要孩子母亲出面，(要父亲)“找到孩子母亲先结婚再离婚，之后请法院判决孩子给父亲，然后才可以办户口”。我相信，这也是制度的规定，也是一种秩序的需要。但如果这个制度竟然可以无视一个大活人的存在，就让人想不通了。

　　玲玲是个大活人，是事实；玲玲随父亲生活了17年，也是不难证实的事实(其父1999年就被北京市环保局聘为高级顾问，与女儿一直固定生活在北京)；还可以用DNA鉴定父女关系。为什么一定要那么繁琐、那么不易达到的要求，才能为一个活人办户口呢？

　　高考报名遇到这样一个无户口而且也来不及补办的优秀女生，难道就一定要铁面无私碾碎她的梦想，让她十余年的寒窗苦读付诸东流吗？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这种学籍证明应该不能办到；从婴儿成长为大姑娘，能出证明的地方也应该是有的，只要我们有对人的尊重，而不是仅仅只有死守制度的教条。

　　当年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曾将源于户口的身份歧视推向极致。一个正在从事正当职业的大学毕业生，就因为不能随时随地掏出暂住证接受检查，竟然轻而易举地被剥夺了人身自由，进而被残忍地剥夺生命。事件中的“执法者”，未必就真的怀疑孙是来路不明的非法移民或对社会构成威胁的疑犯，但他们可以肯定这是个没有当地户口的外来人口。正是在这种对外来人口实施管制甚至是专政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自视高人一等的满足与快感。

　　应该承认，户籍制度在一定时期有其积极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即便这种以管制人为目的的户籍制度立马取消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对其进行以人为本的改革势在必行。以人为本，就是肯定人的主体性，人是第一位的，户口是第二位的；户口是因人而设的，人不是因户口而存在的。一个自然人与生俱来的种种权利，应该是依附于具体的人身而非户口。

　　所以，户籍制度不论进行何种模式的改革，都应该坚持让户口为人服务、而不是以户口束缚人的方向；应该更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更有利于维护人的尊严、更有效地保障人的各项权益，而不是相反。果真如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就能越过户口这道坎，种种以户口为凭的人格歧视就没有市场，就不会发生活人被户口憋死的悲剧。